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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一期会刊（总19期）
时间：2011-11-03 15:53:57  来源：  作者：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会刊
第三期 2002年3月

（总19期）


会议学术论文
论民主仁学——关于新世纪新儒学型态的思考............吴光 1

得到多助 失道寡助——从秦汉帝国的兴衰存亡看以德治国与巩固政
权的关系
..............................................林定川 2
“天下为公”与“三个代表”——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
..............................................孔繁培 28
孔子的“和而不同”学说——谈世界多元化格局中的我国文化发展
方向和道路............................. ......朱方褒 32

谈孔庙兼谈重建温岭孔庙的倡议.................... 吴小谦 37


诗

孔圣诞日作（另七首）.............................林定川 40


会议资料

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暨联谊大会（报道）.............. 41

开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暨联谊年会上的讲话...................
.....................宁海县沥洋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吴绒芬 42
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暨联谊年会上的讲话..........陈诒 43
..............
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暨联谊年会上的欢迎辞.......孔德仁 44
在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联谊年会上的讲话 ...........孔春才 45

 

论民主仁学

──关于新世纪新儒学型态的思考




吴 光

　　【内容提要】本文从对中国儒学史的批判性回顾中，对新世纪的中国儒学发展前景及其理论型态作了创造性的探索。作者认为，儒学自问世以来，其基本理论型态大体可归纳为三种模式：一为“传统型的古代儒学”，即从先秦孔子仁学到清代实学的整个古代儒学，可概括为“仁本礼用”模式的古典儒学；二为“应对型的近现代新儒学”，即从近代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仁学”到现代新儒学（包括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心学和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可概括为“中体西用”模式的改良型儒学；三为“变革型的后现代新儒学”，即目前正在酝酿、成型的新儒学。这种新儒学从民主化、多元化、知识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寻求儒学的定位，它既非“中体西用”，亦非“西体中用”，而是“新体新用”的革新儒学，其思想模式，可以概括为“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关键词：仁本礼用、维新仁学、道德人文主义、民主仁学
　　在新世纪之初，从理论上对孔子以来二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儒学史作一宏观的回顾与总结，并对新世纪中国儒学的发展前景与可能型态略作展望与探索，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贡献一得之见，求教于儒学研究者与批评者。
　　一、“仁本礼用”──古典儒学的基本思想模式 自从梁启超在十九世纪末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中国学术史的时代划分以来1，人们对中国儒学史作出了多种不同的阶段划分，可以说见仁见智，各有所本。而在我看来，从儒学问世以来的二千五百多年间，如果从思想史的演变轨迹看，大体可以将它划分为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现代儒学和当代新儒学等六个发展阶段的六种理论型态。但如从其基本思想模式的质的差异而言，则又可归纳为三种理论型态：一为“传统型的古代儒学”，即从先秦孔子仁学到清代实学的整个古代儒学，可概括为“仁本礼用”式的古典儒学；二为“应对型的近现代新儒学”，即从近代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仁学到现代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心学和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可概括为“中体西用”式的改良型儒学；三为“变革型的后现代新儒学”，即目前正在酝酿、成型的变革儒学，它是从经济全球化、社会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去寻求儒学的革新和定位的，从体用关系而言，可概括为“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
传统型的儒学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曾出现了许多立言宗旨各不相同的思想派别，如先秦有“儒分为八”之说，汉唐经学有古文派、今文派、综合派之异，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永嘉事功学之别，但就其基本思想模式而言，整个古代儒学都可以概括为“仁本礼用”之学。这个“仁本礼用”之学是由孔子奠基而由历代儒家予以不断完善的。
　　孔子生当春秋乱世，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从人事体悟天命，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为本体、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终极关怀的“仁学”理论。
　　在孔子“仁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仁”与“礼”。孔子仁学中的“仁”，是一个本体性的道德范畴，是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行为。它“发乎内而著于外”，是由自身修养体悟形成的道德自觉，而非从外面强加于己的制度规矩。而孔子仁学中的“礼”，则主要是作为制度性的伦理范畴呈现的。如《礼记》所载：“礼”既是“定亲疏、决嫌疑”的人伦准则，又是“别同异、明是非”的理性准则，它规范着社会上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人群（如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师生）的等级秩序，并成为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的伦理规范与秩序性制度2。
　　在孔子“仁学”中，“仁”与“礼”并非同等重要，而是本末、体用关系。孔子虽然重视 “礼”的作用，但他从当时 “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政治现实中，深切感受到维系道德仁心的重要，认识到“礼之本在仁”的道理，所以，他发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感叹。他在回答鲁哀公问政时，清楚地阐明了仁、义、
　　礼的本末关系，指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极），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可见，在孔子思想逻辑中，政治的中心在人，治道的根本在树立道德之仁，仁道源于亲情，而以尊贤为宜，而礼制的规范则以道德之仁为依据。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又指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复礼”以克己自修为前提，“克己”则以符合礼义为归宿，内修自省与外在规范的统一便是仁，而仁的确立则取决于人自身的道德自觉。这些重要思想，奠定了古典儒学的基本思想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仁”是源于人情而又经过后天修养体悟的道德自觉，并且是主导建立人伦秩序──礼义的内在根据，“礼”是成全内在道德情感的外在性的伦理规范和制度。换言之，仁是本，是体；礼是末，是用。所以，我们把孔子儒学概括为“仁本礼用”之学。
　　继孔子而起的孟子，沿着孔子“仁本礼用”的思路，进一步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义礼智根于心”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无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伦理学命题，进而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以仁心行仁政）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民本主义的政治学命题，建立了他的“性善”论和“仁政”说。从基本思想模式而言，孟学与孔学都是“仁本礼用”之学。略有不同的是，孔子是以“仁”为最高道德范畴，而以“礼”为外在的伦理规范，以“智”为辅助成仁的能力，而孟子却将仁、义、礼、智都作为内在于心的道德情感，并赋与“善”的道德价值判断，而不把“礼”当作纯粹外在的规范。这表现出孟学具有将孔子仁学进一步导向确立内在道德主体的方向。
　　继之而起的荀子，批判性地总结了先秦诸子学说的优劣短长3，而从与孟子不同的理论角度丰富发展了先秦儒学。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以“仁者爱人”、“仁者必敬人”（《荀子·臣道》）为王道之本，主张“王者先仁而后礼”（《大略》），强调了道德之“仁”对于修身立命、治国理民的重要。另一方面，他比孔孟更强调礼义、法度对于“正身”、“正国”即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作用，把“隆礼重法”看作王道的首要任务。在荀子看来，礼义、法度是统治者为了节制人的欲望、抑制因人欲泛滥导致暴乱以及为了改造人性而制定的十分必要的制度性规范。这同孔子的“为仁由己”和孟子的“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的思 路是不同的，其思考的重点不在内在道德仁性的培养而在外在伦理制度的完善，从而在儒学史上开辟了一条崇尚礼法的思路，因而可称之为先秦儒学中的“礼学”。但这个“礼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仁本礼用”之学。二、经学、理学与实学──古典儒学的三次转型。
　　自孔孟荀之后，传统型的古典儒学经历了三次转型。

　　第一次是在汉唐时期，先秦子学转型为汉唐经学。秦汉之际，“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和主张“无为而治，待时而动”的道家黄老之学先后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儒学一度衰落。但汉武帝即位后，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制政策，并将尊儒政策落实到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上，从而使儒学得以复兴，并形成了根据儒家经典阐释圣人“微言大义”的“注经”风气，于是儒学转型为经学。经学时期大体始于西汉而止于唐代，故称汉唐经学。汉唐经学的特点，一是儒学政治化、制度化，儒家的道德、伦理、政治理想部分地转化为现实的统治制度（从纲常名教到礼仪制度）；二是推崇孔子，以经为法。由于董仲舒等儒家大师的提倡和尊崇，孔子开始被神化，《诗》、《书》、《易》、《礼》、《春秋》）等先秦古籍也被经典化、教条化，特别是《春秋》，被奉为改革制度、治理国家、断案决狱、移风易俗的大经大法。故在当时，孔子有“素王”之称，《春秋》有“为汉立法”之说；三是儒学的思想内容表现出“驳杂不纯，无所不包”的特点，它不仅继承了孔孟荀之学，而且吸收、揉合了先秦“阴阳五行”之学和道家、法家的主张而组合为非常庞杂的经学体系，甚至泛滥为任意胡诌的“谶纬学”而导致经学的没落。这一时期的儒家人物，属于今文经学派的有董仲舒、刘向、何休，属于古文经学派的有刘歆、扬雄、王充，属于兼融今古文的综学派经学家有郑玄、王肃、王通等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董仲舒。董仲舒的经学思想，脱胎于孔子的“仁本礼用”思想模式，而又杂糅了阴阳家的“阳尊阴卑”说、五行家的“相生相克”说、以及黄老道家的“刑德相养”说，从而建构为以“天人感应”为思维逻辑、以“三纲五常”、“任德不任刑”为主要内容的德治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德本刑用”的思想模式，这正是汉唐经学家共通的思想模式。
　　第二次转型为宋、元、明时期，汉唐经学转型为宋明理学。魏晋以降，经学渐衰而佛教勃兴，形成了对传统儒学的严重挑战。于是，隋儒王通提出了“三教可一”说4，唐儒韩愈首倡“道统”说，李翱又创“复性”说，力图应付挑战，重振儒学，从而成为开宋明理学之先河的儒学家。
　　宋明理学肇始于唐，终结于清初，历经千年，构成了古代儒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从其理论发展轨迹看，可以说是由韩愈、李翱发其端，周敦颐、张载奠其基，程颢、程颐成其说，朱熹、陆九渊分其流，王阳明开其新，刘蕺山殿其后的新儒学。
　　宋明理学内分许多派别，其中最主要的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性理学派”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理学派”。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的根本观念，将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与“天命”、“天道”、“太极”等范畴合并为一个本体性质的“理”（或“天理），又在“分理气为二”的观念指导下提出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从而建立起一套以“理”为本体、以“穷理尽性”为方法的理学体系。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的根本观念，在孟子心性之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以“心”（道德仁心）或“良知”为本体、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为方法的心学体系。然而，尽管理学与心学千差万别，但其基本思想模式却是相同的。即他们的本体性范畴实质上都是“道德之仁”，他们的基本思想模式都是以修身成已为本，以治国平天下为用，走的是“内圣外王”之路，实际上是孔孟“仁本礼用”思想模式在宋明时期的翻版。
　　但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有其理论的缺陷。最大的问题是，它那个涵括一切的“天理”（或性或心或良知）实质上是一个超验的、绝对化的道德本体，在理论上混淆了主体与客体、自然与人文、真与善、知识与价值的界限，而其“修已治人”、“内圣外王”的思想模式，过于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忽略社会的实践和人类的需要。这种以“超凡入圣”为最高目标的道德形上学，其境界虽高，但充其量只能成为极少数“道德高明之士”的精神境界，而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是缺乏号召力的。因此，当社会矛盾激化、出现“天崩地解”式的社会大变革局面时，那种不切实用的道德心性之学便走向衰落。于是，古典儒学发生第三次转型，即从宋明理学向清代实学的转型。它起于明末，止于清末，约经二百六十余年。
清代实学既是在反省宋明礼学的弊端以及整个封建专制制度弊端的进程中，又是在回应“西学东渐”的新形势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特征是：反省批判宋明理学以改革儒学，消化吸收西方新学以补充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以挽救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
　　明清之际，一批富有历史使命感又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唐甄等人，深刻总结了历代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把理论批判的矛头直指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如黄宗羲提出了“君为天下之大害”论，唐甄提出了“帝王皆贼”论），并提出了具有民主启蒙意识的王道政治理想，从而形成了一股强调从“外王事功”层面落实儒家政治理想的人文主义思潮。他们还严厉批评了宋明儒家心性之学的虚浮学风，而提倡“通经致用”、“经世应务”的务实学风，从而把儒学从“高谈性命”的道德形上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变成明体适用、讲究世务的实学。再者，自明代万历七年（1579）以后，随着许多西方传教士的商人陆续来中国传教经商，出现了“西学东渐”的趋势，给予传统儒家的知识分子和官僚士大夫以很大影响，也大大助长了实学学风。
　　至乾嘉时期，属于浙东经史学派的全祖望、章学诚以及乾嘉考据学的皖派首领戴震等人，继承了清初实学“经世致用”的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特别是戴震针对宋明儒“存理灭欲”论而提出“理存乎欲”的命题，揭露统治者利用理学扼杀人性、“以理杀人”的本质，从而明白表露了实学家对人生权利的肯定和承认，这在儒学史上是很重要的理论进步。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濒临崩溃。在内忧外患交替、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冲击下，深具忧患意识的儒家知识分子掀起了检讨社会弊病、呼吁社会改革的实学新潮。其时，龚自珍大声疾呼“更法”、“变古”，提出了改革“一祖之法”的要求；魏源则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继之而起的是同治、光绪时代的“洋务派儒家”，明确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思想主张。其所谓“中学”或“旧学”，主要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即“伦常名教”、“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之类，其所谓“西学”或“新学”，是指西方科技、政制、历史，即“西政、西艺、西史”之类。他们认为，“中学”是“治身心”的“内学”，西学是“应世事”的“外学”，应当内外兼用以匡救时弊5。
　　洋务派儒家提出“中体西用”口号，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儒学在西学强烈冲击下企图通过吸收西方新知新学以弥补传统理论之缺陷，进而挽救社会危机的主观努力。这标志着历经两千多年的儒学，开始尝试突破旧学的思想模式而寻找改革开新之路。但他们所谓的“西学”，其实还不是真正的西方之“学”而主要是西洋之“技”，他们在基本思想模式上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儒学的藩篱，因此也就没有实现从古典儒学向现代儒学的根本转型。然而，这一口号的提出及以后一百多年的“中西体用”之争，对于人们探索儒学转型乃至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却是发人深思的。三、从维新仁学到现代新儒学──儒学的改良与开新。
　　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儒学史的转折点。这场维新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影响深远。它使中国从此真正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由维新派儒家──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创立的新儒学，尽管有些不伦不类，却已具备了新儒学的雏形，并为百年以后的新儒学提示了发展方向。
　　道、咸、同、光时期的儒家，虽然发出了“师夷长技”、“西学为用”之类呼吁，但他们无非是在具体事功即传统儒家所谓“外王”之“用”上做文章，而并没有从形上本体改造传统儒学，所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被真正对西学有所了解、咀嚼、消化并竭力提倡的严复嘲笑为“牛体马用”论。到光绪中期变法维新思潮兴起，康有为、谭嗣同等便尝试改造儒学的旧体旧用、使之转化为新体新用、以建立“不中不西”之新学。他们在理论上尝试突破古典儒学“仁本礼用”的思想模式而又推崇并弘扬古典儒学的仁爱精神，尝试融合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科学的精神于其新学体系而又“食洋不化”，他们所做的仍然是儒学的改良与维新，我们称之为“维新仁学”。
　　康有为“维新仁学”的特点是：第一，在儒家“变易”观念指导下，将西方社会进化论融入儒家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三世”说，提出了“全变”型的社会改革理想。他主张全面的改革，不仅要变事、变政、变法，而且要“变道”，认为无论天道还是人道，都是“善变而能久”，世界各国都是“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上皇帝第六书》）。第二，在哲学本体论上，他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及哲学范畴融入传统儒学的“元”、“气”、“仁”等范畴，而统合为精神与物质合而为一的道，实际上建立了近似西方二元论的本体论学说。他认为，“元”是天地万物之“本始”，是“起造天地”之“气”，也即“万物一体”之“仁”。他还特别赋予本体之“仁”以双重属性，指出：“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也。……不忍人之心，仁心也；不忍人之政，仁政也；虽有内外体用之殊，其为道则一。”（《孟子微》）又说：“物我一体，无彼此之界：天人同气，无内外之分。物即己而己即物，天即人而人即天。”（《中庸注》）。显然，康有为的本体论，是将物质与精神、人道（道德、人事、政治）与天道（物质结构、功能与自然规律）混合为一的混合哲学。第三，在政治学说上，康有为将西方平等、博爱、民主、法治思想融入于儒家的“仁学”，而改良成具有西方民主色彩的儒家人文主义。他说：“一切仁政，皆以不忍人之心生”、“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大同，皆由此出。”他解释《中庸》所引孔子言说：“‘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中庸注》)这样，康有为就将孔子塑造成了近代民主精神的化身，儒家的“仁学”也转化成为近代的人道主义了。尽管康有为的学说中包含着许多理论矛盾和牵强附会，但它反映了具有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近代中国改革派企图熔古今中西之学于一炉以为中国改革提供新思想新理论的努力，也是传统儒学面临西学日盛的挑战时所作出的自我改革与理论回应。
　　谭嗣同也是维新仁学的倡导者。他的《仁学》一书，以新学新知解释历史，评论旧学，力图以“仁”、“学”二字去综合、涵括由孔教、耶教、佛教所代表的东西方文化，企图建立一个熔古今中西之学于一炉的新“仁学”思想体系。诚如梁启超所说：“《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大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仁学叙》）这指出了谭氏“仁学”以会通世界各家各派学说的根本大法为己任，虽有“仁学”之名，但其宗旨内容已与传统“仁学”相差千万里了。对此，谭嗣同自己很清楚，他在《仁学·仁学界说》中写道：
　　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
　　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
　　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
　　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
　　由此可见，谭嗣同所谓的“仁”，是世界的本源，是会通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本体之“有”，所谓的“学”，指古今中外的一切知识学问，是统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知识的“群学群教”。这样的“仁学”，似乎亦中亦西、不伦不类，但却是亦体亦用、即体即用的。谭氏“仁学”的可贵之处，不在于思想体系是否精密、理论观点有无矛盾，而在于作者冲决一切网罗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的改革精神和献身精神，在于作者吸纳西学、西政的开放精神，在于作者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敏锐眼光与理论勇气。
　　总之，康有为、谭嗣同的“维新仁学”，建立了一套与传统儒学迥然不同但却是以“求仁”为宗旨、以综合吸纳古今中西之学为宏愿的“新学”。他们像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以宗教改革为己任那样，在十九世纪末承担起了儒学改革的使命。他们虽未建立一个能救中国并正确指导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新儒学体系，但他们为传统儒学的根本性转型、为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创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想资料。整个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是大转折的世纪。在动荡频仍、变革踵接的历史背景下，形形色色的思潮走马灯式地登上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在相互碰撞、交锋、批判、渗透、会通乃至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大思想潮流，即以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为本位的西化思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潮）、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新儒学思潮。期间引人注目且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始终存在着一个围绕“古今中西之学”而展开的“体用”之争，在这个思想争论中，出现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新体新用”、“体用不二”、“离体讲用”、“全盘西化”、“创造转化”、“综合创新”等种种见仁见智之说。现代新儒学思潮便是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思潮起伏中形成的。
　　由熊十力、张君劢等开其端，牟宗三、唐君毅等继其后，另有钱穆、冯友兰等各树一帜的现代新儒家，尽管在学说内容和逻辑结构上很少雷同，但其思考问题的方向、思路以及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是继承并发扬了近代维新仁学特别是康有为的思路和学风的。所谓“现代新儒家”，就是由一批抱持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而又具有现代经世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力图通过吸纳、融合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以抗拒全盘西化与全盘反传统思潮的攻击，并寻求中国现代化的理想道路的思想流派。
　　从思想发展的背景看，现代新儒学主要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兴起的全盘反传统思潮（实质上是全盘西化思潮）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文化回应”。这一思潮大体肇始于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奠基于熊十力（1883－1968）、张君劢（1886－1969），系统化于牟宗三（1909－1996年）的“新心学”和冯友兰（1895－1990）的“新理学”，而普及化于八十、九十年代的国际新儒学思潮。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胡适、丁文江为一方代表与张君劢为另一方代表所展开的“科学与人生观”的思想论战（即所谓“科玄论战”），是富有现代特色的西学与中学之争，是中国式的科学主义与儒家人文主义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所谓“科学主义者”或曰“全盘西化论者”所维护的是科学精神，所要“打倒”的是代表中国数千年传统的“孔家店”，所大声疾呼的是要求中国现代化，而所谓“玄学主义者”或曰“现代新儒家”所维护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习惯或信念”，所要肯定的是儒家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所承认的是中国必须现代化，所反对的是以“科学定律”指导人生以及“现代化必须打倒孔家店”之类的观点。6张君劢后来在回顾这场辩论时写道：“就作为哲学和道德标准而言，儒家是可以现代化的。儒家思想中并没有与现代社会所谓人性尊严或权利不合的地方。”7仅此一言，就足以凸现现代新儒学的“应对性”特点。但现代新儒家应对西学、新学以及中国现代化的挑战的根本良方，则在于对传统的古典儒学作出能适应现代化的改造或改良。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创新工作，其中最有成效的是熊十力、牟宗三和冯友兰。熊、牟二氏弟子众多，并形成了一大学派──台港新儒家学派，其理论体系也臻于精密，冯友兰则基本上是孤将独帅，虽有弟子而未成军立派，虽有理论而未臻精密完备。但他们在改造儒学的“道体”、阐释其理论系统、建设新儒学的形上学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熊十力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主要体现在其所著《新唯识论》、《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和《十力语要》诸书。他对于现代新儒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依照宋明理学心性论特别是陆王心学的致思方法建立了一个颇为精密的道德形上学体系，这个道德形上学体系是以“良知”或“德性”为本体的。他在《十力语要·答牟宗三》一文中说：
　　良知，即《新论》（指《新唯识论》）所云“性智”。故《经》言“致知在格物”，正显“良知”体万物而流通无阂之妙。
《新论》言本体真常者，乃就本体之“德”言……曰：“真常者，言其德也。德有二义：德性，德用。曰寂静、曰生生、曰变化、曰刚健、曰纯善、曰灵明，皆言其德也。”
在熊十力看来，这个“本体真常”，并非悬空无用之体，而是“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之体。他说：
须知，体用可分，而不可分。可分者，体无差别，用乃万殊。于万殊中，而指出其无差别之体，故洪建皇极，而万化皆由真宰，万理皆有统宗。本无差别之体，而显现为万殊之用。虚而不屈者，仁之藏也。动而愈出者，仁之显也。……用依体现，体待用存。所以，体用不得不分疏。然而，一言乎用，则是其本体全成为用，而不可于用外觅体。一言乎体，则是无穷妙用，法尔皆备，岂其顽空死物，而可忽然成用？如说空华成实，终无是理。王阳明先生有言：“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这话确是见道语。非是自家体认到此，则亦无法了解阳明的话。
　　此后，牟宗三及其弟子“接着”熊十力的新心学的思路讲儒学。进一步发挥了熊十力的“德性”本体论和“体用不二”论而建构现代新儒学。但与熊十力“出入于佛学而归本于儒学”的为学成教的途径不同的是，牟宗三是通过“出入于”西方逻辑学、知识论、特别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来重新审视、解析以宋明心性学为主要对象的传统儒学以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的，如他自己所说：“吾由对于逻辑之解析而至知性主体，深契于康德之精神路向”9，所以牟宗三特别强调儒学的“道德的主体性”。然而，面对现代社会对民主、科学的必然性要求以及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基本事实，现代新儒家不能不承认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西方近代民主制度与西方之科学”，因此，重建后的新儒学必须能够容纳并促进民主与科学，于是牟宗三开出了“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10的精神药方，主张“须在道德理性之客观实践一面转出并肯定民主政治，且须知道德理性之能通出去，必于精神主体中转出‘知性主体’以成立并肯定科学。”11这便是所谓“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说，用牟氏的话语，叫做由“道德主体”转出“知性主体”的“曲通”，或曰“良知的自我坎陷”。牟氏甚至把“开出新外王”作为“儒家学术第三期发展”的重点“使命”12。我们姑且不论牟氏此说是否圆融，但至少应当承认，这是现代新儒家对时代潮流的理性认识。
　　现代新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冯友兰。他在最后一部著作──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之第七册中分立专章，称熊十力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近代化时代中的心学”（或曰“新心学”），而自称其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近代化时代中的理学”或曰“新理学”，并自称是“接着讲”而非“照着讲”理学的。但冯氏的“接着讲”，是用西方逻辑学的方法讲宋明理学的旧概念，诸如无极、太极、理、气、心、性、道体、大全等等，其结果，无非是“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在理论系统上并没有大的突破，而对宋明理学及冯友兰“新理学”本身的人文精神的阐释反而显得苍白无力。但冯友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仍是有所贡献的。其贡献首先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精神境界”说。他在《新原人》中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个层次，而以“天地境界”为最高境界。而所谓“天地境界”，就是“自同于大全” 的“仁”的境界。他在论述“天地境界”时指出 ：“这种精神境界叫做‘仁’；行‘仁’的下手处，就是‘忠恕之道’。‘仁’是儒家所说的最高精神境界的名称。……它可以是指仁、义、礼、智四德之一，也可以是指最高精神境界。”13再进一步 ，冯友兰十分明确地把“ 圣贤 ”当作是一种境界 ，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圣贤，都是指人的精神境界而言”14。其次，冯友兰尖锐地批判了违背人性、违反辩证法的所谓“仇必仇到底”的“斗争哲学”，而创造性地阐释了宋明理学家张载的“仇必和而解”的哲学命题，认为这才是“客观的辩证法”，并断言：无论是现代社会、现代历史还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都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15。
　　总之，从维新仁学到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理论，都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分崩离析、中国社会急需现代化、传统儒学面对西学、新学的严重挑战并受到全面批判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理论重建工作的，这个时代背景也决定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是应对型的，而从康有为到牟宗三这些儒学大师，他们虽然学兼中西，但对中国现代化仍然存在许多误解与迷惘，所以在其新儒学理论体系中必然存在种种的矛盾与窒碍。或许可以说，所谓“现代新儒学”虽然已形成为带有国际性的新思潮，但这一思潮仍然只限于在少数学者或所谓“知识精英”中研讨流行，仍然只是学者书斋里或大学讲坛上的学问，还没有成为真正能引导社会、掌握民众的强大精神力量。四、新世纪的儒学展望：民主仁学之我见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是中国与世界发生巨变的时期。从世界范围而言，现代科技文明取得了日新月异的长足进步，将世界带入了以信息化、电脑化、网络化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并出现了经济发展上的市场化与全球化、政治关系上一极独强下的多极化、文化上互相融通的多元化、价值观念上求同存异的趋同化的新趋势。市场经济以及人权、民主、法治、科学等价值观念与实用制度，已经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成为全人类所能共享的资源了。从亚洲而言，日本与欧洲“四小龙”在本世纪后半叶开始经济起飞，到世纪末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而形成了与欧美现代化模式风格迥异的“东亚模式”，印度与中国正在崛起而受世界瞩目。就中国而言，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开始摆脱“不断革命”论教条的束缚，而进入了以“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新时期，
　　并且取得了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和思想文化的空前宽松局面。这给予人们的启示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基本目标虽然都是要求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唯一的，而是万殊的 ，它可以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特色的情况下接纳现代科技文明、社会文明与精神文明，实现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现代化。可以断言，在二十世纪末所出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趋势在新的二十一世纪将会继续发展乃至强化。但全世界更愿意看到的新世纪的前景， 决不是一个美国世纪 、欧洲世纪或中国世纪 ，而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恃强凌弱、没有贫困的和平、和谐、民主、富足、文明的新世界。这也是儒家与东西方一切期待真善美境界的哲学、宗教的美好理想。
　　处在这个大趋势下，在本世纪初、中叶受到严酷冲击，批判而一度“花果飘零”、衰极一时的儒学，到世纪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建、复兴的良机。现化新儒学从对古典儒学与现代西学的反思、回应中基本上完成了从被动到自觉的改良与转型，于是一面形成了从陆王心学与康德哲学中“转出”并糅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实即“新心学”），另一面则形成了综合程朱理学和西方逻辑学、知识论而“接着讲”儒学的冯友兰的“新理学”。今天，凡是关心中国思想发展动态的人，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恐怕都不得不承认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存在与复兴（指形成一股思潮）已经不是是否可能而是已经成为事实了，问题在于如何评价这一事实并思考其发展方向而已。
　　那么，新世纪的儒学形态是否继续是牟氏“新心学”或冯氏“新理学”的延续、放大或完善呢？换言之，新世纪的儒学新形态是否必须在“新心学”或“新理学”中择其一而从之呢？我的回答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唯唯，否否，不然！”“唯唯”者，唯其真理而从之也。“新心学”或“新理学”虽各得一偏之真理，也是应当而且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的，所以它们在新世纪不会死亡，而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否否者，否其所当否，即批判其时代局限和理论缺陷，以使当代新儒学的理论重建建立在更加适合时代的需要、更加理性化的基础上。不然者，不以“二者必择其一”为然也。
　　如果以批判的、反思的态度而非从护教的、宗派的立场去分析现代新儒学，我们就可以看到：现代新儒家诸君尤其是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四君子及其儒学理论，是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和严重的理论缺陷的。第一，他们怀有过多的悲情意识，因此不能客观理性地评价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全面公正地认识与解释中国传统学术的缺陷以及西方新学的精华所在；第二，他们试图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出或转出原本没有或极其贫乏的资源（诸如民主政治、现代科学与知识论）的努力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益的，在理论上则充满矛盾与困惑；第三，他们具有强烈的道统观念和卫道意识，缺乏新时代应有的博大胸怀和融摄多元文化的气度，因而在理论上表现为相当程度的主观性、独断性和排他性。至于冯友兰的“新理学”，更是一个粗糙的而非精密的、矛盾的而非一贯的理论体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间过多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思想批判运动干扰了他的“精神反思”，同时也由于冯氏在创建“新理学”中深受西方知识论和金岳霖所谓“哲学是概念的游戏”思想的影响，过分注重了对理学概念的抽象分析而忽略了对儒学人文精神的阐发。因此，无论是牟氏的“新心学”还是冯氏的“新理学”，都只能算是留在二十世纪的“应对型的现代新儒学”，还称不上是面向新世纪的“变革型的当代新儒学”，新儒学的重建工作并不因为熊、牟、冯体系的完成而完结，而是任重而道远，还须继续努力。

　　事实上，在牟宗三这一代“新儒家”之后，已经涌现出不少深具经世意识和思想家气质的“当代新儒家”学者在继续其前辈未竟的事业了，其中最有思想活力的是杜维明、刘述先、林安梧、李明辉四先生。他们较其前辈的最大不同，是更具有多元文化的视野和全球意识，对新儒学的精神本质和范畴概念有更平和、更冷静、更深层的思考。其中杜维明重在思考儒学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沟通、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文化中国”的意义阐释，刘述先则重在对传统儒学基本概念范畴（如孔子的“天人合一”之道、程朱的“理一分殊”、王阳明的“四句教”等）之精神意涵的现代阐释，力图从“理一分殊”的思想模式中找到一条重建当代新儒学的出路，林安梧站在“批判的新儒学”立场上提出了“儒学革命论”与“后新儒家哲学”的概念与理论架构，李明辉则以其对“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的体悟，创造性地解说了牟宗三的“内圣外王”之学和新儒家的“道统论”。16然而，迄今为止，这些新一代儒家还只是有了个精神方向，其思想理论还不是很系统化的，仍然处在成型过程之中。
　　那么，面向新世纪的“变革型新儒学”可能是一种什么型态呢？我想奉献一孔之见。
　　1989年我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做研究时，写了本题为《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的书，首次将儒家哲学定位为“道德人文主义”，书中论述儒学发展的前景时提出：
现代新儒家应当在保持对本身文化传统认同并加以创造转化的同时，保持一种多元开放而非封闭排他的文化心理，自觉而且现实地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开创儒学的新局。
　　所谓儒学应当在现代多元文化中扮演其一元的角色，即道德人文主义的角色，并不是规定现代新儒学只能讲道德修养、道德实践，而不必讲民主、科学和法治。作为一种现代的人文主义哲学，儒学当然应当摒弃传统儒学中那些有关纲常名教的思想内容和直观的、经验性的思维方法，而充分展示其包容性、开放性的特色，吸收现代非儒家文化中那些可能为儒学人文主义所吸收的东西。……但它仍将保持其对本身文化传统的认同，即保持其作为道德人文主义哲学的特点和精神方向，否则就不成其为新儒学了。
　　其后，我在1994年参加“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21世纪的儒家文化定位》中进一步提出：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格局，是多元文化竞争共存、互相融会沟通而非统一于一元的格局。在这个基本格局中，随着中国与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实力的大大增长，儒家文化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将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但在象中国和东亚这样在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进的地区，推动其经济发展的文化力已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文化交互作用形成的合力，儒家文化仅仅是这股合力结构中的一股罢了。所以，我们应该给新世纪中的儒家文化以正确的定位，这个定位应当是：不敢为天下先，而只分一杯羹。即在世界多元文化结构中保持其道德人文主义的一元存在，而汇入于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的主流之中。……
　　儒学重建的基本任务是：摒弃那些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旧式伦理观念，对传统理论范畴体系作出新的简择、诠释与更新，而着重阐扬儒学的道德人文主义理想，并创造性地吸收非儒学传统中那些能为儒学精神所包容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走一条“旧学新用，洋学儒用”的文化重建道路。……只有经过对儒家文化遗产的批判、扬弃、继承、改造、诠释和重建工作，并且吸收非儒家文化的思想养料，传统儒学才有可能实现面向现代与未来的转化，经过改革重建的新儒学才能承担起新世纪的新角色而立于世界多元文化之林。18
　　我的基本看法是，21世纪的新儒学，将以“道德人文主义”的型态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保持其一元的存在，而这种新儒学的内容，是既包涵了传统儒学的“道德人文主义”的资源，又吸收了非儒家文化的思想养料的。我当时对所谓“中西体用”问题是有具体思考的，认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都讲不通，因此在论著中提出了“中学新用，西学中用 ”和“ 旧学新用 ，洋学儒用 ”的口号 ，试图避开百余年来纠结不清的
　　“体用”问题而专谈实用。但实际上，在理论建构中，体用问题是必须正视、无法回避的 。经过多年思考 ，我对于面向新世纪的新儒学（ 或曰 “ 后现代新儒学 ”）的发展方
　　向、理论型态包括“体用”问题有了自己的体悟。
　　我认为，面向新世纪的新儒学的基本型态，既非“新心学”（或“新心性学”），也非“新理学”，而可能是“新仁学”。
　　这个“新仁学”，既源于古典儒学的孔子仁学，也继承和包涵了孔子以及历代大儒论“仁”的基本道理（如“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心、善性、本心、中和、良知、民胞物与、仁民爱物、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以及仁政、德治等等），又是对古典仁学的批判性的扬弃与改造（如对旧式伦理秩序、封建礼制的批判否定与改造重建）；既吸收融合了原本是非儒家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养料与精神资源（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又拒绝并且批判西方文化中反人性、反人文的思想与制度（如个人权利至上、征服主义、斗争哲学等等）。
　　这个“新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内圣外王”之学，即确立道德的主体地位而以关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安顿人的生命为第一要务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其实践方向，并非是走“旧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道路，而是新“内圣”与新“外王”的统一，是由新“内圣”指导新“外王”的落实（即所谓“开物成务”）。其“内圣”者，道德之体也，仁也；其“外王”者，道体之用也，制度也，事功也。其“新”者，即这个道德之体的仁，已经不仅是传统儒学意义上的“爱人”之“仁”，而是融合了传统“仁爱”精神与西方“民主”精神20而形成的新型道德主体了；这个道体之用，也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制了，而是融合了传统的仁政与新型的民主法制与科技文明的制度、事功了。如果我们要从体用关系上来理解这个“内圣外王”新儒学的话，则可以将它定位为“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
这个民主仁学是既重道德实践，又重社会实践与历史进步的新儒学，对于每个个体是这样，对于一个社会团体乃至一个族群也是这样。个体的道德实践，是要求每个人都要确立起自觉自尊、民主仁爱的人格，要善于自由表达个体的意志，争取个人的权益，而其社会实践，则是要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发挥个人的专长，竭诚为群体服务，在社会上建功立业。这就是孔子与儒家的“修身之本”、“修己安人”之道。对于群体而言，则要求确立并尊重民主仁爱的公共道德及其法律制度，建立既有对立竞争又讲和谐合作的民主仁政，并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科技的力量造福于人类。
　　总之，时代在“日新、日日新”，儒学也必须与时俱进。如果新时代的新儒学能够真正形成“内圣外王”协和统一的“圆教”，则儒学的发展前景就是无限光明的了。
　　作者吴光，1944年生。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杭州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暨中国哲学硕士点导师、兼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中华文化研究集刊》主编等职。著有《黄老之学通论》、《儒家哲学片论》、《儒道论述》等多部专著和论文集。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从秦汉帝国的兴衰存亡看以德治国与巩固政权的关系
林 定 川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里的“政”与“刑”，指的是奴隶主统治者的苛政与刑罚，“道”与“礼”指的是尧、舜、禹以及周文王、周武王等“明君”用以治国的比较文明的政治制度与措施。
　　孔子这番话是针对周王朝后期──春秋时期天下大乱，诸侯纷争，政治腐败，社会风气日益败坏的社会局面而言的。后人据此总结出一条开明的治国策略──“以德治国”的策略。
　　今年1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党宣传部长会议上重申了“以德治国”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可见孔子的德治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还存在着可供借鉴的积极意义。
　　本文无意在理论上阐述孔子德治思想的现实价值，仅以秦汉王朝兴衰存亡的历史事实为据，说明以德治国与巩固政权的关系，从而使读者明白“道”之得失与“权”之得失是密切相关的道理。全文分两部分阐述。

　　一、秦始皇的强大政权为什么只存活了26年？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始皇祖先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一千多年奋斗，才创下秦国基业。其最早先祖叫大费，帮助夏禹治水有功，受到舜帝奖赏，赐姓嬴氏。传到费昌，为商代开国君主汤驾车，讨伐暴君夏桀有功，被封为诸侯。当周武正起兵伐纣之际，秦之先祖蜚廉驻守北方，不助纣为虐，得到周武王赞赏，保住诸侯封号。传到造父，以善御著名，为周穆王驾车，平定了徐偃王之乱，于是穆王把赵城封给造父，从此又称赵氏。传至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战马繁殖很快，孝王把秦地封给非子，号为秦嬴，成为周的附庸之国，专门负责保卫西垂。当周宣王时，西戎叛乱，秦庄公讨伐西戎有功，被周王朝封为西垂大夫。周幽王无道，被犬戎国所杀，秦襄公发兵救周， 立下大功；周平王为避犬戎之乱，举国东迁，襄公以兵护送平王，平王把歧山以西国土赐给秦，从此秦国跻身诸侯列强。传到秦穆公，由于重用贤士百里奚、蹇叔，加强经济文化建设，国势大振，先后伐楚、伐晋、伐郑，消灭了梁、芮等小国，以至称霸中原；然后开拓西垂，取国十二，开地千里，又称霸西戎。秦穆公在位39年，内行王道（崇尚德治），外行霸道（崇尚法治），从而使秦国一跃成为诸侯霸主。但是晚节不保，临终下令177名良臣武将为其陪葬，因而激起人民不满，失去民心。所以秦穆公一死，霸主地位又落到晋、楚手中。传到景公，秦室内乱，国势复衰，大片国土为晋所夺。经过近百年寒淡经营，传到秦孝公，继承穆公“修德行武”的治国策略，重用贤士商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织，外劝战死赏罚，国势复振，伐魏，攻占了安邑，改称咸阳，以为国都。于是周天子封秦为“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率诸侯朝拜天子，秦国声望遽升。但是孝公死，商鞅之法也因之夭折。因为商鞅变法触犯了以太子为代表的一批权贵利益，所以太子文惠君一登位，就车裂了商鞅。此后，由于得益于商鞅变法所取得的成效，秦国先后打败了魏、韩、赵、燕、齐、楚与匈奴，伐蜀而灭之。传到秦武王、韩、魏、齐、楚、越都成了秦的军事盟国。为了统一中原，秦庄襄公一登位，就大赦罪人，起用先王功臣，对百姓施德布惠。此时，吕不韦为相，内修仁政，加强文化建设，外修军事，奖赏有功之士。于是，使蒙骜伐韩、伐赵、伐魏，拓地千里。庄襄公死，子嬴政立，秦国又出现了更新气象。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嬴政少年时吃了不少苦头，所以登位后发愤图强，表现出强烈的求治愿望。他把内政委任给尚父吕不韦，使其广招天下异能之士；把军事委任给良将蒙骜，使其加强训练，准备功取中原。嬴政治国初期，有三件事可以说明他还是比较重视德治的：
一是发现自己那位守寡的年轻母亲与假太监头子嫪 通奸，便毫不客气地杀死嫪 ，罢了实际是生身父亲吕不韦的官，把母亲打入冷宫。不久又接受属下劝告，迎回母亲，以示孝道。
二是及时收回逐客令。因嫪 一事波及，嬴政下令全部赶走来自其他诸侯国的人才。当时官居舍人（谋士）的李斯写了一份《谏逐客疏》给秦王，嬴政马上收回逐客令，仍然信用这些奇能异士，还加了李斯、尉缭子（著名军事家）等人的官。
三是纠正错案。由于嫪 一案打击面过大，吕不韦与嫪 的下属都被流放到蜀地，嬴政感到这样做不利于收取人心，便下令赦免了他们的罪，重新召回。
经过二十来年兢兢业业的励精图治，秦国人心齐一，社会稳定，生产力空前发达，外交活跃，军事实力大增，从而先后消灭了韩、魏、楚、齐、燕、赵等诸侯大国，然后统一了中原。于是，嬴政自称“始皇”， 说：“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嬴政登上帝位后，并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改变其霸道的治国策略，相反连原先的一点德治策略也抛弃了。他把政权建立在一味暴力镇压之上，试看其施政措施：

　　──颁布严刑酷法。如公开批评朝政的，合族杀头；在路上交头接耳的，处以死刑；顺着风的方向倒草木灰的，杀无赦；凡在与秦交战中成了秦军俘虏的，世世为奴；改称百姓为“黔首”；实行连坐法：一家有罪，九家同罚。
　　──收缴全国兵器，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12座，置于皇宫之中，只许民间农具用金属。
　　──迁徙全国富豪于咸阳，凡12万户。
　　──搜括诸侯财富、钟鼓、美女于咸阳。
　　──征调数十万民夫到咸阳，营造大型宫殿阿房宫。
　　──废除周朝诸侯分封制度，分全国为36郡，每郡设守、尉、监，驻以重兵，以为镇压百姓之用。
　　──没收除医、农、林之外所有书籍，下令焚烧，违者发配造长城。
　　──逮捕诵读《诗》、《书》之类儒家经典的著名儒生460多人，囚于咸阳，统统加以活埋。
　　──加重赋税，以至米价腾飞，一石1600钱，比战时高数十百倍。
　　──派遣蒙恬发兵30万众监督修筑长城，征调数百万民夫赴役，以至农田大半荒芜。
　　──搜捕逃犯、上门女婿与商贩，组成军队，侵犯西南少数民族，以其地为桂林郡、象郡、南海郡，以便流放全国罪人。
　　──征调70多万民夫为自己修造坟墓。

　　对于嬴政的暴政，尤其是焚书坑儒的暴行，太子扶苏劝谏说：“全国刚刚平定，远方人民尚未归心，儒生诵读孔子传下来的经典，而你一概用重法对待他们，我担心国家会混乱，请你仔细留意这个问题。”秦始皇听了大为光火，便以充当蒙恬的监军为名，把扶苏打发得远远的。
　　而谀臣赵高（据说是赵国灭亡之前派到秦国的间谍）则千方百计怂恿嬴政四方游幸、派人寻仙求药，反而得到秦始皇宠信。
　　到了第26年，嬴政终于死在游幸途中。中车符令赵高私改诏书，扶嬴政最小儿子胡亥登上帝位，是为秦二世。胡亥一依旧政，只是更加残暴，不仅杀了一大批不服从自己的大臣，还把17位兄长全部杀光。于是，“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当年七月，戍卒陈胜、吴广起义，号曰“张楚”。结果，星火燎原，全国皆反。由于长期压制言论自由，上下形成只讲好话、假话、大话的习惯，谁也不敢把真情报告给皇帝。胡亥偶然听到一点风声，问大臣，大臣说：“一群小强盗而已，很快会消灭，不值得忧虑。”二世很高兴。其实，此时赵地、魏地、齐地、楚地已非秦有，继陈胜、吴广之后又有项羽、刘邦、魏咎、田儋等数十万义军风起云涌，几乎占领了秦的半壁江山。
　　看到形势如此危急，左丞相去疾、右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说：赶快减轻赋税，停止阿房宫工程，减少四边戍卒与运输。而秦二世却说：“凡是贵为帝王者，应当恣意享受，只要国君地位重，法律严明，下头自然不敢为非作歹”。于是罢免了三位大臣，去疾、冯劫自杀，李斯被戮而死。
　　第三年，赵高发动宫廷政变，杀了秦二世，把胡亥兄长的儿子子婴扶上帝位。这个子婴好生了得，一上台便看穿赵高阴谋，利用祭庙机会，诱杀了赵高。可是，此时秦帝国大势已去，纵然子婴再聪明能干也挽救不了败局。所以只当了46天皇帝，刘邦率领十万大军便攻进函谷关，子婴只好“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好在刘邦宽厚仁慈，留他一条狗命。不久，楚霸王项羽攻进咸阳，就毫不留情地给他卡嚓一刀，一把火烧了阿房宫。从此，宣布秦帝国王朝彻底灭亡。
　　西汉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一文中这样评论秦王朝的灭亡原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所谓“仁义不施”，就是指秦始皇抛弃了以德治国的优良传统，只重法治。当然这里的“法治”与当今法治是完全两回事，说白了就是封建主义暴政。所以今人大可不必为秦始皇辩护。所谓“攻守之势异也”，是说维护政权与夺取政权是不一样的，在封建主义社会要夺取政权非用武力不可，即使是商汤、周武那样的“明君”也不例外。但是一旦夺取了政权，就不能老用武力镇压，尤其是对待自己的人民，包括已投降的敌人，绝对不能采用暴力，而只能施行仁政，为他们多办实事，多办好事，引导他们致富，教导他们心向正义，只有这样，政权才能巩固。
　　唐代军事理论家、文学家杜牧在《阿房宫赋》一文中也论及秦王朝灭亡的原因，说：“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就是说，秦王朝的强大政权是自己毁灭的，不是别人打垮的。这也符合史实。要是嬴政统一天下之后，及时推行德治，废除战时的苛法，减轻赋税徭役，救济穷困，让百姓过上太平日子，那就不会激起民愤。正如荀子所说：“政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是真正的上帝，绝对不可以得罪的，得罪了人民，等于毁了自己。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对于后代任何一个执政阶级来说都是一面镜子。二、汉帝国的政权为什么会维持426年？

　　汉帝国自公元前206年建立，一直延续到公元220年，前后共维持了426年。这里头肯定大有奥妙，值得研究。
　　根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二世元年秋，刘邦在家乡沛县起义，第三年便率领十万大军攻入函谷关。入关之后，刘邦一不杀降王子婴，二不掠夺财物，而是封府库，还军坝上；三召各县父老、豪杰，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抢劫抵罪；四全部废除秦之苛法；五派人与秦吏一道赴各县宣布为民除害的宗旨；六谢绝人民的犒劳物资。于是关中百姓唯恐刘邦不肯称王。
　　尔后发生了刘邦与项羽争夺政权的四年内战。项羽实力远比刘邦强，可为什么以自刎于乌江而告终？一是项羽为人残暴，攻下城池后往往把原先抵抗的全部杀死或活埋。有一次攻下新安城，一夜活埋了20万秦兵。攻入咸阳后，焚烧了秦宫室，挖了秦始皇坟墓，私占了秦王朝财物。而刘邦治军纪律比较严明，尽量避免滥杀无辜。如打败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不仅优待俘虏，而且大赦罪人，把秦王朝苑囿园池分给百姓耕种。二是项羽背信弃义。入关之前，怀王与项羽、刘邦等人约好，谁先攻入关中，谁为王。项羽自恃兵力强，明明后入关，却把先入关的刘邦打发到巴蜀去，自立为西楚霸王。三是擅自杀死义军共立的领袖楚怀王，冷了天下英雄豪杰的心。四是任人唯亲不唯贤，仅仅一个智谋超群的贤士范增也容他不得，中途把他撵走，而把大权交给与自己同姓或同乡的亲信。刘邦则心胸开阔，广纳贤才，自认为“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对此三杰深信不疑，交给重权，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对其他将领也如此。如有个名叫雍齿的，在形势最困难时背叛了刘邦，最后刘邦竟也封他为侯。可见，项羽之败绝非如他死前感叹的“天之亡我”，刘邦之胜也绝非在于他是什么“赤帝之子”，生得一副“隆准而龙颜”的非凡相貌。
　　但是，刘邦毕竟是个草莽英雄，从小好逸、好酒、好色，被乡里称为无赖。当上皇帝后，依然保持浓厚的流氓习气。有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据《汉书·陆贾传》记载，刘邦手下有个谋士叫陆贾，为刘邦出谋划策之余，经常称赞《诗》、《书》这些儒家经典对治国的作用。文盲出身的刘邦听了很不耐烦，破口骂道：“你阿爸靠马上得天下，哪用得到这些劳什子！”陆贾说：“靠马上得天下不错，难道也能靠马上治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革命，用背理的武力方式夺取了天下，而后立即改用顺理的文治方式守住政权。文武并用，这是治国的长久之术。 过去吴王夫差、晋智伯都是由于穷兵黩

　　武而灭亡。假如秦统一天下之后行仁义，效法尧、舜、禹等明君的做法，你哪能夺取它的政权？”刘邦为人有一大优点，豁达大度，很能听得进刺耳的批评意见。听了陆贾解释，脸红了，谦逊地说：“替我写本书，说说秦失政权、我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于是陆贾陆陆续续写出12篇文章。每向刘邦念一篇，刘邦未尝不叫好。这本书叫做《新语》，一直流传至今。
　　国君的英明，主要在于善于集思广益，如唐代魏征所说的“太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高；大海能下百川，故能就其深”。农民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所以能开创出汉帝国四百年基业，最重要原因就在于不固执己见，而能纳谏如流。因此，一方面继续东征西讨，以肃清残余的反动势力；一方面及时转化武治为文治，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对于后者，刘邦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命秦博士叔孙通及其门徒以礼义规则训练朝中臣子。刘邦上朝第一天，满殿文武乱糟糟，好比野餐酒会一般。经过叔孙通的一个多月培训，就大变样子。刘邦得意地说：“你阿爸到今天才领略到当皇帝的尊贵！”于是封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教太子学习传统的道德文化。刘邦死，太子汉惠帝继位，由朝廷及民间，上下都崇尚礼义。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汉初是一个典型时期。
　　二、使陆贾出使南粤，以仁义昭示天下。当时珠江流域为尉佗所占领，与汉帝国相抗衡。刘邦想收复这块国土，又不愿诉之武力，便派陆贾出使南粤。陆贾以仁义说尉佗，劝其归顺，尉佗服从。于是封尉佗为南越王，从而使粤地成为汉帝国屏藩。后来吕后篡权，陆贾劝丞相陈平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豫附；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终于调和了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的关系，平定了内乱，维护了刘氏政权。以上两件事说明传统道德文化的魅力，对于巩固王朝政权之利是不争的事实。
　　三、接受儒生娄敬关于迁都的建议。娄敬本是儒生，由于不满秦之暴政，沦落为戍卒。汉帝国建立不久，娄敬拉车经过京都洛阳，上书汉高祖，从地理形势、历史渊源、文化传统等方面说明建都洛阳之弊、迁都长安之利。刘邦很爽快地接受娄敬高见，即日起驾迁都长安。此后又接受娄敬有关迁移齐国田氏，楚国屈、景、怀氏，燕、赵、韩、魏等豪族于京都的建议。由于长安积淀了周、秦二代一千来年文化，又吸收了诸侯文化，所以汉初政治的传统文化含量很高，恰好弥补了农民政权的缺陷。
　　四、任命一批儒生为诸侯王相国。刘邦兄弟、子、侄，以及战争中立了大功的臣子，出身基本是农民，缺乏优秀道德文化素质，被封为诸侯王后笑话百出。譬如他的二哥刘仲，被封为代王，席子还未坐暖，就逃回京都，不干了。为什么？受不了匈奴入侵的惊扰。于是， 刘邦选拔一批优秀儒生充当诸侯王相国。这批诸侯相国对维护汉帝国的

　　中央政权，推行以德治国的策略，继承普及传统道德文化，做出了卓著贡献。如淮南王黥布的相国朱建，一再劝阻黥布服从中央统治。黥布造反被杀，朱建由于预先做了防范工作，减少了损失，被高祖赐号“平原君”。其影响所及，使得继任的淮南王刘安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据《汉书·淮南王刘安传》记载，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21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８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20余万言”。这就是著名的传世之作《淮南子》。
　　刘邦在位12年，死后由儿子刘肥继位，史称孝惠皇帝。汉惠帝软弱无能，吕后篡权，刘氏政权不绝如缕。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平定内乱之后，共拥刘邦庶子刘恒登位，史称孝文皇帝。汉帝国建立至此已26年。
　　汉文帝登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改革刑法。《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当时君臣一番对话颇有意思。汉文帝说：“法律是治国的根本，是用以禁止作乱，率人向善的。如果对犯法者已加处治，就不应再罪及其父母、妻子与兄弟姐妹，连他们也被收押了，我认为很不合理。”司法的臣子说：“百姓不能约束自己，所以制订法律来禁止他们犯法。用连坐法可以警诫他们，使他们不敢犯法。这种法律由来已久，还是老办法好。”汉文帝说：“我听说，法律公正，百姓才会忠诚；治罪合理，百姓才会服从。教育百姓，引导他们向善，是司法之吏的责任。如果既不能引导他们向善，又凭不公正的法律加罪于他们，这反而会成为误导百姓作乱的祸害。哪能谈得上禁乱致治呢？”于是，废除了连坐的苛法。
　　还有一个故事也很能反映汉文帝的仁政。第13年，齐国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判刑，被关押在长安监狱。当时刑法除死刑，还有三种肉刑：一在犯人额上烙金印，二割鼻子，三砍脚趾。太仓令所判之刑属于肉型。太仓令没有男儿，只有五个女儿。临刑前感叹道：“生子不生男，紧急时候用不上。”最小女儿叫缇萦，随父到长安，上书汉文帝，说：“死者不可复生，刑者肢体被残，难以复长，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我愿没为官奴，赎父刑罚，让他自新。”汉文帝读罢奏书，悲怜其意，下诏说：“刑罚至于断肢体，刻肌肤，终生难以恢复，多么残忍！哪能体现为民父母官的本意！”于是除肉刑，改用其他处罚方式。
　　第二件事是关怀百姓疾苦，进行物质优抚。借登基机会，大赦天下，赐男性公民爵（荣誉称号）一级，女性公民牛酒若干。借立皇后机会，赐天下鳏、寡、孤、独者以及贫困户年龄80以上者、孤儿9岁以下者布帛、米、肉各若干。第三年，巡视太原，赐民牛酒，免三年田租。第十二年，黄河堤崩，派官员视察，大行赈济灾民。第十三年，免全国百姓田租，鳏寡孤独者布帛若干。第十七年，北方边境受匈奴侵害，下令开仓赈灾。
　　第三件事是减轻徭役，裁军，撤消多余屯戍。 第四件事是广开言路，鼓励臣民直言批评朝政。登位第二年三月，汉文帝召集臣子说：“古代明君为了治理国家，在朝廷上竖起表彰进言的旌旗，设置便于书写批评朝政意见的柱子……如今法律中有对公开批评朝政或所谓‘妖言惑众’进行加罪的条文，这会使臣民不敢如实反映问题，自然使官员无从了解施政过失。如此，将凭什么招致远方的贤良之士呢？”于是，废除压制言论自由的法律条文，号召臣民畅所欲言，多提批评朝政的意见。一时人心大快，响应号召的摩肩接踵而至。
　　第五件事是鼓励官吏拜儒生为师，继承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三千年传统文化几乎丧失殆尽。汉兴，出现文化空白，上下只知衣食，不知礼义廉耻，社会风气大坏。显然，不改变这种现状对加强统治是十分不利的。于是汉文帝下诏，鼓励出身行伍的官吏以儒生为师，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如派晁错向济南伏生学习《尚书》，派赵绾向鲁国申公学习《诗经》。
　　汉文帝在位17年，四方基本无事。由于及时施行仁政，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出现了一派小康景象。如此又反过来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相当有道理的。
　　唐代诗人许浑有《经秦始皇墓》一诗，写道：“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行人唯拜汉文陵。”拿汉文帝与秦始皇相比，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公元前173年，汉文帝死，其子刘启继位，史称孝景皇帝。汉景帝在位16年，秉承其父以德治国的策略，以休养百姓为本。当年即减全国田租之半，北与匈奴结和亲。在位时以节俭著称，禁止官吏贪污。于是，出宫人，听其嫁人；停建大型工程；不许以粮食喂马。以至吏治清明，廉洁奉公成风。如皇后“衣不文绣”，丞相申屠嘉“门不受私谒”。
　　在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向来为史家所津津乐道，就在于崇尚仁义，施德于民，形成太平盛世。其结果是人心所向，即使发生“七国之乱”（指汉景帝三年，吴、楚、赵、胶西、淮南、葘川、胶东等七个诸侯王造反），中央政权依然稳如泰山。
　　如果说“文景之治”是汉帝国由武治转入文治而初见成效的结果，那么可以说汉武帝把这种政治演化得更为完善，从而保障了刘氏政权长盛不衰的命运。
　　作为第四代，汉武帝刘彻是在举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中登上帝位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武帝纪》的赞中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缺）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除）百家，表章（崇尚）六经（指诗、书、礼、易、乐、春秋），遂畴咨（广泛征询）海内，举（选拔）其茂俊（优秀人才），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 改正朔（年号），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壇，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指夏、商、周）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助)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这番赞语不全是吹捧，是有事实依据的。归纳起来，汉武帝主要有以下六项治国举措值得后人借鉴：
　　一、笼络德才兼备的人才，确立以文人为核心的领导集团。汉初虽经文景之治，但朝政依然掌握在武将出身的官僚手中，因此即使是贾谊那样的饱学之士，在汉文帝时也受到排斥，其《治安策》之类高明见解也难以付诸实施。显然，这种政治局面不改观，则无法全面实现德治的构想。于是，汉武帝一登位，就下令诸侯王相、郡守以上官吏向朝廷推荐品德贤明、才学优异、为人正直、敢于冒死批评朝政的人才。结果，得精通《春秋》的董仲舒与公孙弘，精通《尚书》的倪宽，精通《诗经》的严助，精通《楚辞》的朱买臣等一大批著名儒生，然后授之以政，培养他们治国能力。不久，这批人全都成为执政的核心人物，帮助汉武帝打开德治的崭新局面。
　　二、整顿意识形态，确立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丞相卫绾从稳定人心的角度出发，认为法家、纵横家之类学说在战国和秦代，对社会安定都产生过破坏作用，不利于维护汉帝国的政权巩固，应加摒弃。董仲舒从教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弘扬儒家仁义道德的学说对引导百姓心向正义、行合礼义很有好处，应当抬高它的地位。汉武帝慨然接受二人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几年，举国上下，言必仁义，行必崇礼。不过，民间还是允许百家争鸣的，如道家学说，终汉武帝一生而不竭；墨家学说，一直为手工业者所称道，流传甚广。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一个“仁”字。这对以德治国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汉武帝及其臣子所以要独尊儒术，主要是看到“仁”的思想对安定社会、维护政权、发展生产的促进作用，更何况历史上有那么多由于不仁不义而导致灭亡的沉痛教训在。
　　三、宽刑罚，赦囚犯，收取天下民心。建元（中国最早的皇帝年号）元年（公元前140年），下令赦免汉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叛的囚犯，放出一万来人。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赦免受七国反叛牵连的罪人。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下令凡在汉景帝第13年以前犯法的都不治罪；第三年又大赦天下。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借立皇太子机会大赦天下，第三年又赦。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因打退匈奴，大赦天下。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赦长安以东一带服徭役的囚犯，继而大赦天下。第四年，赦关中死罪以下囚犯。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赦关中死罪以下囚犯。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匈奴来降，大赦天下；第三年又赦；第四年令死罪者捐钱50万，即可减死一等。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又大赦天下。
　　四、减赋税，抚恤鳏寡孤独； 赈灾民，保护穷困百姓。 建元元年，下令免去80－89
岁老人之家二口租税，免去90岁以上老人之家兵赋， 并由政府供给口粮。 二年，黄河水患，凡移民于关中者每户赐钱20万，田2顷。秋七月，闽越（今福建）侵犯东瓯（今温州、台州），东瓯告急，朝廷即派严助发兵解救，至元封元年，为保护瓯、越受难百姓，下令迁其民于江、淮之间。元狩元年，派官吏巡行全国，慰问老弱病残与品德好而受困的百姓，规定：做到孝的，每人给五匹帛；做到悌──敬重兄长的，每人给三匹帛；90岁以上以及鳏寡孤独的，每人给二匹帛、三斤棉花；80－90岁的，每人给三石米。第四年，迁移函谷关之东贫民至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郡，共72.5万口，由政府供给衣食与生产用具。第六年派官吏巡行天下，抚恤鳏寡孤独，借贷给生产困难的百姓，选拔能者为农民之师，指导他们耕种，又下令禁止官、商兼并贫民土地。元鼎二年，让出皇家苑囿，让贫民耕种，并派官吏赈灾，减免全国一半田租。元封元年，免去贫民所欠租税、贷款，给70岁以上孤寡者每人2匹帛。二年，黄河堤崩，皇帝亲临视察，令随从官员将军以下者参加修堤劳动，所过之处赐孤独老人每人4石米。天汉之年，免去北方田租；太始三年，赐北方百姓每户钱五千，鳏寡孤独者每人一匹帛。　　　　　　　　　　　　　　　　　　　　五、整饬吏治，惩治腐败。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独断专行，下狱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不守礼法，罢免。三年，济川王刘明擅杀太傅、中傅，废为平民，迁谪房陵。元光二年，将军王恢因战怯阵，下狱死。元朔元年，下令凡欺上瞒下的官吏死，攀上欺下的受刑罚，不为百姓办实事的罢免。第三年，江都王刘建犯法，自杀。第五年，丞相李蔡侵占土地，畏罪自杀。元鼎二年，御史大夫张汤刻剥百姓，畏罪自杀；丞相翟青受贿，自杀。第五年，诸侯及其官吏160人因贿赂上司等罪名，削爵为民；丞相赵周因受贿而下狱自杀，乐通侯栾大欺上瞒下而腰斩。元封三年，楼船将军杨仆军败，免为平民；左将军荀彘冒功领赏，处斩。太始元年，因杆将军公孙敖犯法，腰斩。二年，太子发动宫廷政变，畏罪自杀。三年丞相屈氂约束官吏不严，下狱腰斩。后元元年，御史大夫商丘成因祭庙时醉酒，畏罪自杀；侍中仆射莽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反，处死。
　　终汉武帝一世，基本做到上严下宽，因此官吏不敢胡作非为，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
　　六、加强道德文化教育建设，广聘奇能异士。建元元年，下诏：“从古以来传下的教人规则是，民间以年龄大小为序确定尊卑地位，朝廷以爵号高低为序确定贵贱地位。要治理好国家，引导百姓安分守已，没有比弘扬道德更有效。”于是颁布了尊老的“受鬻法”又在京都设立用以宣示礼义的明堂，聘请鲁国大儒申公来主持全国教化。
　　元光二年，下令各郡各诸侯国选拔以孝廉著称的优异人才各一人，又下令选拔学问卓著之士， 都用以补充官吏。 第四年，又从低级官吏和普遍百姓中选拔一批明时务、习
　　儒术的奇能异士以备重用。
　　元朔元年，又下诏：“公卿大夫的使命之一是推广教化，改善社会风气。因此，凡事应以仁义为本， 表彰有德者， 任用贤者，勉励善者，处罚作乱者。这就是五帝三王时国家昌盛的缘由所在……所以要爱护老人，恢复孝敬之道，选拔豪杰，重视传统文化，考察政事，使天下百姓归心”。于是令全国官员都要做到廉洁、孝敬上辈，及时向朝廷推荐贤才，违者罢免。第五年，又下诏：“引导百姓向善的最好办法是崇尚礼义、普及音乐。如今礼坏乐崩，我很忧虑”。于是征聘四方精通礼乐之士到京都，教于太学，以培养礼乐人才；在朝廷上设立博士之位，以尊崇礼乐之士”。第六年，又下诏：“五帝三王的礼法不都一样，但重视道德建设却始终如一。如今中国统一，北边尚未安定，我深为焦急。下令改进计功办法，以表彰为国战斗之士”。于是，卫青、霍去病等一大批将才甘愿为朝廷所用。
　　元封元年，下令州郡选拔可以胜任当将相、出使外国的奇才。于是，司马相如、苏武、张骞等文士应聘，都成为一代名臣。
　　以上六项政治措施都收到奇效。这对汉帝国的经济、军事建设极为有利。据《汉书》记载，汉武帝登位第二年，汉王朝还屈服于匈奴的军事淫威，不得不选送一批美女和大量金币、丝织品贿赂对方，还招致对方侵犯不已。尔后，随着民心齐一，经济实力增强，开始筹措御敌策略。到了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当匈奴入侵代、定、襄等边郡，汉武帝便派卫青等六将军发兵十万抵抗，杀敌一万五千；第六年，又杀敌四万。元狩三年（公元前119年），派霍去病出兵御敌，初战杀敌八千，再战杀敌三万，更战逼得敌方四万人投降。四年，卫青、霍去病分兵出击，共杀敌九万人，封狼居胥山而凯旋。从此，北方边境才安定下来。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相国吕嘉叛乱，杀汉使者。汉武帝即派路博德等将领率兵出击，平定了南方，收复了粤地，把国土扩展到今海南、越南。又顺手牵羊，平定了西南，设立了武都、牂柯、越隽、沈黎、文山郡。次年，闽王余善作乱，侵犯东瓯，即派韩说等降伏之，收复了闽越之地。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朝鲜王侵犯辽东，即派杨仆等抵御。到第二年，不仅击退敌人，还降伏了朝鲜王，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
　　太初元年（公元前102年），派贰师将军广利等率兵征讨屡屡骚扰西北边境的大宛国（在今新疆），杀大宛王。至此，汉帝国声威如日经天，使得四方来宾（朝聘，以示屈服），无不尊称中国为“天子之国”。中华民族之盛，以此时为最。
　　当然，汉武帝治国有许多违背德治的问题，如穷兵黩武等，因非本文讨论范畴，所以不加赘述。
　　汉武帝在位53年，把汉帝国建设得铜墙铁壁一般。因此，继位的尽管是8岁幼子汉昭帝，内乱此伏彼起，也奈何不了刘氏政权。此后汉宣帝又是一位明君，保持了汉帝国的强盛之势。至于它最后如何灭亡，请大家阅读《后汉书》与《三国志》。
　　作者单位：温岭市财政局科研所


　

 

 


“天下为公”与“三个代表”
──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
孔 繁 培

　　今年9月28日，是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诞辰2552周年纪念日。二千多年以来，孔子的思想始终启迪和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特别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治国主张，成为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成为历代领袖治国方略，在漫长的历史变革中始终如一地激励和鞭策历代精英为之奋斗，从而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远的不说，从现代历史发展便可证实。辛亥革命时期，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为了实现国民革命，向国人发出了“天下为公”的号召，“天下为公”成为国民革命者的思想纲领和行为准则，推动了国民革命向前发展。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民主革命的关键时刻，喊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强音，“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纲领和行动宗旨。中国共产党人为之而奋斗，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国人民昂首跨入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江泽民总书记高瞻远瞩，在“三讲”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同时提出了“德治是法治的源头”和“以德治国”的重要理论。回顾历史，从孔子、孙中山提倡的“天下为公”，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今天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一脉相承的，其内容和思想是不断发展的。“天下为公”与“三个代表”是德治和法治的纲领，是治国之本。在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之际，重温孔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之治”和“天下为家”的“小康之治”是有现实意义的。
　　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孔子在提出大同之治之后，针对当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社会现实又提出了“小康之治”的方略。孔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②这是多么深刻的揭示啊！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竟如此深刻地揭示当时社会的弊病和治理方法。


　　认真静思“大同之治”和“小康之治”，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是何等相似。大同之治是我们的理想，而现实提倡法制的社会正如孔子在“小康之治”中提出的“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但专门强调纪律和制度还不够，还得选用象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一样的君主，以其礼、义、信来示民众。所谓“小康之治”，实则是法德兼治。
　　经过了2000多年之后，江泽民总书记综观历史和现实、党的历史和现状，发出了治国要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号召，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之后，作出了“三个代表”思想的论述。江泽民强调“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③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天下为公”在新时期的具体表述，并发展了“天下为公”的内容，除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外，还加上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而文化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系。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兴衰。所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修身之道。
　　通过学习“天下为公”与“三个代表”的具体内容之后，我的体会是：
　　1、小康之治。世界进入21世纪，经济走向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在新世纪里，将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三大任务，届时将步入小康社会。祖国统一之日，将是中华复兴之时，届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我们达到小康之时，距离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社会仍很遥远。在这个漫长的社会里究竟采用什么方式治理？如果按孔子的“大同之治”和“小康之治”来划分，现在属于“小康之治”。(一)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情况比较严重，虽然我们党的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天下为公的，是按“三个代表”去努力的，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以“天下为家”的干部，这些干部在其掌握的部分权力，就以天下为家，以权谋私，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礼，城郭沟池以为固。出现过“组织部长卖官”， ④“公安局是黑社会的保护伞”；⑤出现过“执法不公”，“法院无法”和买官，买文凭、学位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丑恶现象。（二）逐步建立了各种制度和法律，“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三）也树立了一批象孔繁森一样的好干部，“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四）也惩治了象刘青山等一批极端腐败分子，“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因此，按照目前社会分析，我们仍在小康之治。


　　2、以人为本。在小康之治的社会里，选谁去治理社会？孔子说要选用象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一样的明君。要由具有无我无私的崇高道德为领袖人物来领导治理人人为私的社会。简单地说要选用天下为公之才，来治理天下为家的社会。现在，我们选用人才，也是如此，要选用无私奉献和有专业知识的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作为接班人，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一直奋斗到大同世界。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做到“三个代表”，关键在于建设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特别是要培养和选好跨世纪担当重任的一批接班人。⑥但在选用干部问题上存在着各种势力的争夺，有些好的苗子上来之后，又受到各种恶势力的影响，有的又蜕化变质，走向反面。如:50年代的由红小鬼出身的天津地区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90年代出现的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为此，江总书记反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同时出台一整套培养干部的措施，强调“三讲”，要有一身正气。江总书记的“讲正气”，与孔子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是同一含义。⑦当前干部队伍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许多是出在无正气的干部身上。干部有无正气十分重要。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⑧“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⑨选用干部，必须有德，德才兼备。现在也必须看到，在我们法制建设日臻完善的今天，为什么还有一种法不治众的现象？关键是执法者不公、不严所引起的，有的甚至成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如最近披露的百色市公安局是黑社会的保卫伞时说到“金钱撕开法律的口子，也使拿钱的人一点点腐烂”。百色市公安局拿了人家几百万元，烂了一整窝（摘自《半月谈》2001第8期），可见，即使法律日臻完善的今天，如何执法，还得靠具有一身正气，懂法的干部，关键还是人。所以，在小康之治的今天，要治理好社会，关键是会治理和能治理的人。


　　3、德法兼治。在小康之治的年代，如何治理好社会？孔子和江泽民均提倡德法兼治，这是无疑义的。江总书记在年初全国宣传干部会议上强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 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
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⑩


　　4、必然大同。孔子提倡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已经历了2000多年，在这2000多年的历史中， 历代明君，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起用了以天下为公者来治理以天下为家，因而，促进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解放全人类为已任的共产党，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带领和团结各民族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在近一个世纪里，通过这些共产主义战士的不懈努力， 曾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社会发展。但由于在掌权者中，有些干着“以天下为家”的勾当，失去民心，但人民大众为大同社会的追求是不会停止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仍高举马列主义的伟大旗帜，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提出各个不同时期的奋斗目标，向共产主义社会作不懈的努力。江泽民最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充满艰辛，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伟大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没有坚强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特别需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断用这些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使之成为大家的自觉追求，成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精神动力。大同理想虽仍遥远，但只要发扬“天下为公”和不懈奋斗的精神，一代一代奋斗下去，大同社会是可以实现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也，大道之行！

　　注：
　　①─②《孔子学说》921页，礼记礼运载孔子答子游的话。
　　③2000年2月26日《人民日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强调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强党的建设始终带领全国人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④中共浙江省平阳县委组织部长董根顺
　　⑤百色市公安局
　　⑥2000年5月16日《人民日报》、《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强调深入基层总结实践积极探索开拓前进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的建设》
　　⑦《孔子学说》927页《颜渊》篇载季康子问政孔子。
　　⑧《孔子学说》927页《子路》篇载。
　　⑨《孔子学说》927页《为政》载。
　　⑩─2001年1月29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继续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深入研究宣传“三个代表”的要求》


　　作者住址：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雁南路70号

 

孔子的“和而不同”学说
──谈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我国文化发展方向和道路
朱 方 褒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是要求实现：
　　一、人际和谐关系。“和实生物”（《易》），相济相成。把几种性质相异而又有内在联系的因素掺和在一起，互补互济，形成均衡统一的新事物。和五味、和六律、和金木水火土，产生美味、悦耳之音、千姿百态之生物。是《中庸》说的“致中和”，育万物。“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和”是受礼仪的节制，不然不是和，而是“乡愿”。“和”是以尊卑贵贱定位，各得其宜。荀子认为“人以义能群，而义以分致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败，败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用人禁等规，选贤破贵贱，和乐为一。“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择臣选谏士”（《荀子·君道》）。注重礼教，激励学知，以智治愚。“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仪之化也。”（《荀子·性恶》）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包括天道、地道、人道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天人一物，初无间隔。”（朱熹《语类》）“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大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就是阴阳交感，刚柔相推，和谐运转，万物恣生。从乾坤两元和谐运行的刚柔之德中，导引出“天人合一”思想，人道根据天道，人应顺天，法天，无逆天，这是人类在自然中求生存之道，使每事都达到完美。人从天道中学到了“公”、“诚”、“仁”、“中庸”等美德；导引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人应效法天，以勤奋精神，进德修业，强盛兴旺；效法地，顺天应时，利物和义。刚柔相推，厚德宜人，博大兼容，和谐共济。这里“人和”是关键因素。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公孙丑》）。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为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天论》）

　　“和而不同”包含着八个层次的内容：
　　一、崇高的道德价值。孔子的“和而不同”的理念是以崇高的道德为基础的。主要的：一是仁：“子曰：荀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仁者爱人”（《颜渊》）。二是礼：“礼之用，和为贵”（《学而》）。表现在：“礼让为国。”（《里仁》）“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礼记·中庸》）、“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文化认同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这影响着文化小传统超越自身，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角度出发，形成更多的共识，最终形成多元文化并存一个大的人类文化传统。这期间，涵蕴了崇高的道德价值，这并不是现在美国所采取的文化霸权主义所能解决的，这只能引起世界的冲突和混乱。
　　二、宽容地让内容相异的多元意识形态并存。多样性总是任何国家的文化的一个特征。不要妄图一个吃掉一个，一个压倒一个。不要以为我就是对的，你就是错的，你的必须服从我的。不要以为多数就是对的，少数就是错的。真理不是由多数少数来分。这就是春秋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客观情况在孔子意识中的反映。那时，存在着各种截然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学说思想，如墨子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杨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与也”；老子的出世、无为思想；儒家的入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思想，等等。孔子以宽厚的态度让它并存。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这就是对这哲理的好处的最佳描述。因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说》）这是客观存在的矛盾，相辅相成，只能转化，不能消除。应该认识：“君子以厚德载物”（《易·坤》）让人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各有长处，我们不能只看到西方文化的长处，而否认东方文化的长处。反过来也一样。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后，在漫长的封建制度中，宽容思想已被埋葬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的文字狱，都是与孔子的宽容、中庸、“和而不同”思想背道而驰。这使中国的学术界喑哑了几千年。在欧洲的封建时代也有同样情况。十六世纪，马丁· 路德和约翰·高尔文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不自由，起来革新宗教。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又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老路。高尔文就把一个敢于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烧死了他。这使社会又回到黑暗统治。近这些年，中东的许多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冲突、战争，原因之一也在于不同信仰之间不能宽容的对待。所以能不能宽容异已者的意见，这是区分一个民族是否已经从中世纪制度进步到现代新制度的根本界限。

　　三、采取“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是孔子大力倡导的。因为中庸是天下正道，天下定理。《尚书·洪范》说的：“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中国的文化就有两重性，既出自“全球性”的文化格局，深受欧美强势文化的影响，又深嵌在中国的特殊的当代的环境中，自有其特别的政治、经济、文化含义。不能只看到“相同”，或者只看到“差异”，要么全盘接受现实，不然就想要回到过去的判断方式。我们必须从多样的角度去理解“全球性”和“现代化”，以更复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彻底破除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性。
　　四、激发全社会对真理的强烈渴望。《先进》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如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而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表示出：孔子对现实呈现出一副专意批判的严峻的面容，在这峻急的神色背后，却腾涌着对诗意和美好的感动，跳跃着一颗充满生气和爱意的心灵。而这是从人们充分发表意见中澄清出来的美果。所以我们可以从今日全球文化生活中不断发现真正的创造性、多样性、深度和美，深深地浸入其中，不断地滋养和充实自己，远离那最终变质的历史窠臼的关键前提。因为全球和中国文化生活中，依然有多样的生机，在混乱中勃勃跳动，有四散的深意，在大堆枯枝败叶中灼灼闪亮。这就需要冷静的耐心，将湮埋的光辉释放出来，自己也将与之一同成形。这是社会自我拯救，创造优异文化的一种方式。所以“和而不同”的“不同”不是消极的，通过“不同”而达到“和”。
五、对庸世的超越精神。《易·乾》：“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里指的大人，已成为道的化身，从肉身小我欲念中解脱出来，入于“大道之流”。《微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从避世的耕者的批评中得出一个结论，他不能避世而与鸟兽为伍，他决心改造这个社会。超越精神太需要了。如果我们不能从庸世的“钱捞到就是自己的”、“金钱万能”、“有权就有了一切”、“用武力解决一切”、市场崇拜……等的生活价值，作有效的超越，没有呈现出超越这些之上的价值的魅力，没有迥异于时尚的理解，就不能超越“全球化”格局所限定的思想空间；没有自己广阔的充沛的想象力，就不能深入分析人类的历史和中国的现代历史；不理睬生活中被压抑的新鲜事物，就根本摇撼不了正日益流行的“现代化”迷信；不能超越机械的两分思维方式，就不能对生活的多样、复杂性质有丰富的感受和把握。警醒人们去跳出“现代化陷阱”，这就需要象孔子那样的强有力的内心底蕴的支撑。这是对“不同”的超越，从“不同”超越到“和”。


　　六、促进科学知识的进步。“不同”、差异是知识合作从而促进知识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精华，又提出了自己的与之有异的哲学理论，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爱因斯坦在牛顿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科学理论：“相对论”。孔子拜老子为师，吸收了老子哲学的精粹，又提出了与其出世的理论相异的入世的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状态冻结了，学术就很少进步了。所以，“一家独鸣”、“一花独放”，就没有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学术上也是气息奄奄了。异质文化相互碰撞、吸收、融合，就产生新质文化。周太史史伯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同而无异，便会产生这情况：“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只有不同质的事物相济相合，才能生成新事物，且促进事物的成长和健康发展。所以世界各国的科学、文化需要不断交流，取长补短，人类才能进步。所以，“君子以同而异”(《易·睽》)。
　　七、“和而不同”的灵魂是人本主义。《学而》说的：“礼之用，和为贵”，按礼制来治理国家，其最可贵的作用，就是恰当地调和人民大众的各种矛盾，使各种意见能互相协调，取长补短，和平共处，不以多数压倒少数，更不以暴力压服弱者。因为真理不是由人数多寡决定的，更不以暴力来决定的，而是从“和”中产生。孟子说的“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是指出人民自由发表各种意见的重要性，把这事提高到治国的大道上来。这是合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这就是求大同而存小异。这个“同”就是“和”，“异”就是“不同”。从“异”达到“同”。《尚书·尧典》说的“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易·同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即人与人有相同之处，广泛和同，才能使事业亨通发达，才有利于克服困难。许多合乎理性的学说平等互竞，自由发展，是合理的社会理念存在的动力和前提。也是经济、文化发展的条件，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同异是一对矛盾，双方互为存在。“于异而能同”(《易·外传》)，“非同则不能异”(《张子正蒙注》)。两者相反相成，这是“和而不同”的人本主义的要义。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国家， 并不具有单一的文化，而是应当成为一个促进各种文化融合的大熔炉。它所逐渐形成的自由制度，可以使习俗、活力、创造性上各有所长的不同群体，相互传播他们的优点，扩大人们观察生活的视野，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可以由此得到促进。直到二十世纪，西方才将民主的概念确立为在任何国家以及国际之间都适用的“常规”的形式。而在中国，在二千多年之前就提出这个伟大的概念。“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民主是自然赋予的。所以，只有通过民主的道路，才能使东西方文化得到很好的沟通、交流，从而使人类的文化得到发展。同时，由于现在世界相互依存空前加强，如环境污染和民族冲突，需要国际社会站在彼此公正和中立的立场上去解决，这就需要高度的人民民主。


　　八、“和而不同”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也是文化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怎样来实现呢？孔子说：“以和为贵”，“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易·系辞下传》）天下的人到底在思考什么，忧虑什么？天下事事物物，千差万别，所行的道路都不一样，但天的道理是一致的。种种思虑，种种设想，最后都归到一个天理上来，达到同一的目标──“大同”。这是客观规律，人们必须遵循这个规律。
　　(三)建立世界范围内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
　　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概念，要求我们注意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那种“和而不同”的关系，指出“和而不同”是世界上成功的文明体系的主要特征，“多元一体格局”是在中国文明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民族关系现实和理想。他还提出人类学要为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出贡献。这就要求人类在全球化过程中有文化自觉，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共存。
　　这就要反对文化上的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承认和接受各民族多元文化为前提，充分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民族、各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寻求各种文明和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本来就存在的某些伦理观念上的一致性，并从中吸取资源；必须关注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如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伦理等，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在互相交流、学习与对话中，找到新的文化的发展途径。

作者系温岭师范离休教师


谈孔庙兼谈重建温岭孔庙的倡议
吴 小 谦
2000年11月6日

　　一、孔庙沿革
　　中国孔庙始建于何时。据史书记载，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后，鲁哀公尊称为“尼父”，以宅为庙，“藏孔子衣冠车书”《史记·孔子世家》，从事纪念。至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过鲁，“以太牢祀孔子”(注：太牢，即用牛羊猪大三牲祭品)，开帝王祭祀孔子的先例。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光武帝刘秀过阙里，命祭孔子，其后明帝刘庄、章帝刘火亘 、安帝刘 礻右 先后到曲阜祭祀孔子。由于皇帝尊崇孔子，地方官更重视保护、维修孔庙。汉桓帝永寿二年(156)鲁相韩敕命以官钱修饰孔庙，才逐步改变了宅庙的性质，使之成为官设的庙堂。后代帝王绵延相继，不断营饰修缮。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诏令在京城和全国州县皆立孔子庙，而且令兖州建阙里孔子庙，从而使曲阜的孔庙规格升高，规模扩大，为孔庙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改建。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诏诸州设置孔庙，次年改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诏曰：“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比，所封爵宜仍旧。”正德年间(1506－1521)，为了加强对孔庙的保护，将距今址以东4公里处的曲阜县城移至孔庙所在地，以城卫庙，使整个曲阜县城成了孔庙的外围建筑。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十三日，下诏州县一律改殿为庙，规定春秋两祭，由州县为首长官司主祭。清满族入关后，以“崇圣学”作为平定山东的要策。顺治二年(1645)，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十四年(1657)改称“至圣先师”。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圣祖玄烨到曲阜祭祀孔子，亲行二跪九叩礼，赞扬孔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正人心”。乾隆十三年(1748)，清高宗弘历到曲阜祭孔子，亦行三跪九叩大礼，其后7次到曲阜祭祀，几次下诏维修孔庙。解放后政府重视孔庙，1956年山东省公布孔庙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国务院公布孔庙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连续数年拨款修葺。1985年国务院批拨1290万专款全面整修曲阜文物。现在全国约有300多所孔庙，1994年，成立全国孔庙保护协会，参加协会的有130多所，浙江杭州孔庙、衢州孔庙(衢州市政府拨款1400万扩修)和黄岩孔庙吸收为协会成员。温岭仅有孔子家庙(江绾上塘村)而没有孔庙，作列席会议。
孔子不仅在中国受到尊重，而且在世界各地亦受到尊重，被尊为世界古代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庙不仅在中国普建 ，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建有孔庙 ，尤其在亚洲更盛。

　　祥林《儒学在世界传播概况》一文记；“儒学在海外传播，在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在公元前后(即汉唐时期)，第二次在16世纪以后(即明清时期)。公元前后传播范围主要亚洲，传播国家有朝鲜、越南、日本；16世纪以后，传播的国家在欧美，有意、法、德、英、俄、美等国；在亚洲有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唐代传入朝鲜后，被尊称为“海东孔子”，后参照中国宋朝制度，在国学院建孔庙，塑孔子像，并推广到地方，韩国目前在361座分校奉祀孔子。越南有36个镇建文庙。日本“因学设庙”，现有20座孔庙。印度尼西亚把儒教例为六大宗教之一，全国有95个分会，每个分会各有一个教堂。新加坡在本世纪初成立南洋孔教总会，下设分会，每年在孔子诞辰举行祭祀活动。美国加州、英国伦敦和德国均建有孔庙。
　　以上事实证实，建孔庙是旨在“尊贤崇教”重视教化的标志，属于人文精神范畴，故孔庙又有称“学宫”、“学庙”、“先师庙”等之称。因此孔庙与民间其他庙宇有根本的区别，把孔子庙与其他庙宇等同看待，只少说明他对中国历史的少有研究。
　　二、温岭孔庙的沿革
温岭孔庙始建何时？据《太平县志》记载，是和温岭县建制相伴而建。初建是太平县首任知县常完，他“相地县西北百千山下(今县后山)建立”。不久，山洪暴发常冲击，成化七年(1471)徙县治五百步范五经故宅处(即今横湖小学校址处)重建。成化十一年(1475)知县袁道又扩建戟门、棂星门、泮桥等，以壮其观。成化二十年(1484)县丞范亮又扩建，而后知县丁隆(成化间)刘弼(弘治间)、毛衢(正德间)、曾才汉(嘉靖间)等进行多次修葺。至清嘉庆五年(1800)，夏，台风成灾，水浸县城，孔庙墙围被冲坏，因地势低洼，庙内积水甚深，房屋受损。知县李承起与绅士谋修葺，而未成。次年(1801年)杨蕴华(号舫秋)来县任教谕，把修复孔庙列入政府议事，“引为已任”，组织筹措资金，自己带头损奉禄。在他带头影响下“一倡百和，咸踊跃捐款，积金得六千余金，动工兴建”。为求长远计，把孔庙基础“升基五尺”。施工中杨蕴华“日亲董事，匠役欢赴，逾年落成”。建成后，居台州首位。台州知府特通阿赞尝其事，新作《重修太平县庙学记》，文中高度评估了杨蕴华和地绅林乔丰、叶盼、林德瑜、叶本桐等董事功绩，盛赞修得好。其文有“肃观瞻，崇体制，堂哉皇哉，用以彰圣代文明之治，而邑之人材乐育，亦庶几科其可焉”。
　　此次大修之后，后来常有岁修，至解放时大体仍保持原貌。1949年6月29日温岭县人民政府成立大会，还在孔庙召开。此后横湖小学，文化单位日益占用，1958年新建人民路，拆去许多，此后孔庙荡然无存。
　　三、温岭旧孔庙规模
　　温岭旧孔庙规模宏伟，大体仿曲阜孔子庙模式。整体规模分三轴，中轴为孔庙主体，东西两轴，按功能而建。中轴前有河，过登云桥，左右有两坊，左名兴贤，右名育秀，后改为腾蛟、起凤。过桥有棂星门三间，门高二丈有奇 ，进门有泮池，池中有泮桥，周有露台。进入大圣门，有房三产，左列名宦，右列乡贤。先师庙大殿三间，中列孔子神位，东配颜子、子思；西配曾子、孟子。东哲五位，文子腾，冉雍、子路、子贡、子夏；西哲五位，冉耕、宰我、冉求、子游、子张。西庑各有七间，庑左有神库二间，学仑一座，右有神厨二间，最后有号房四间。殿后有明伦堂3间，壁有卧碑一座，刻历代科举中举名录。其后有崇圣祠。中轴约有34间。东轴有鹤鸣书院、讲堂、书房，尊经阁，训导署，书院后有凉亭，名敬一亭，即旧杏坛。西轴有射圃，“缭以石墙，内场地广五丈，长三十丈”，有亭名观德亭，有教谕署，启明祠等等。


乡贤祠，位于孔庙东，初祀乡先达王居安、戴良齐、盛象翁，郭木贯 ，王叔英，叶黻六人。续祀谢省、应志和、林鹗、黄孔昭、谢铎，共十二人；后续祀：邱应辰、李茂弘、程完、林纯、李匡、林克贤、林霄、缪恭、陈彬、赵大佑、戴豪、黄绾、许鸿儒、赵崇贤26人；后续祠：叶良佩、周鉴、林茂冈共计29人。
附《嘉订太平县志》和《光绪太平续志》刊文庙图二幅
四、重建温岭孔庙的呼声
孔庙作为人文精神的一种标志，常受到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怀念，特别进入90年代以来，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学术活跃大好时代，更引起老一代文人的怀念，随着温岭文化强市建设的推进，重建孔庙呼声愈来愈高。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三史罕人”王伯敏，在他《“四十而不惑”解》一文回忆中写道：“横湖小学的校址，靠近东门的孔庙，在校时，经常到神台上闹，但都不会去乱摸孔子的神位，孔子十五志于学鼓励我们用功读书”。山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老教授骆承烈，95、98两次来温岭讲学时，都提出建议，重建孔子庙的倡议，特别98年那一次，再三和孔学会几位领导人讲，“温岭是一个大市，经济上去了。文化亦搞得不错，应有条件重建孔庙，以更好地崇尚人文精神，推进文化建设。”
市内许多有识之士，亦都以不同的方式建议政府重建圣庙。太平镇有一位老年人，几年来连续上书政府有关部门倡议重建孔庙，言辞很激烈。温岭知名人士，企业家郭东初在2000年温岭市孔子学会年会在会上发言，倡议重建孔庙，当即受到孔春才等许多同志的附和涌跃发言，并得到与会同志热烈鼓掌。吴志文同志在创建温岭文化大市座谈会上，还代表学会，提出重建孔庙的倡议，并要求将此项工程纳入创建《文化大市纲要》内容之内。
该不该重建孔庙的争论，看来今后定会继续。

作者：温岭市孔子学会副会长


己卯孔圣诞日作

半壶浊酒即沉醉，枕上听潮响鼓鼙。
如驾扁舟赴瀛海，且陪夫子出瑶溪。
山花纷谢飞相送，鸥鸟低迴绕橹啼。
云水茫茫泊何处？蜃楼海市晓烟迷。

听吴光新加坡讲学归来话观感

生前不忍乘桴去，死后英灵逐异邦。
君子居之何陋有，弦歌处处绕书窗。

题《论语》六章（节选）

花谢草枯也久矣，未闻木铎送清音。
登高环顾皆秋色，扑面西风泪满襟。

饭碗饮水岂嫌贫，枕以曲肱聊胜荤。
文仲雕梁又画栋，于吾富贵若浮云。

天下滔滔尽浊流，胼胝手足未尝休。
每逢洪涝辄思禹，多少亡魂赴越州。

季孙财富过周公，冉有为之敛不穷。
凡我同门须记取，先师遗嘱鸣鼓攻。

为忧无道壮心悲，聊假磬音抒块垒。
荷蒉唯明厉揭而，安知天下没于水。

夫子之墙高数仞，从来寡有得其门。
叔孙武叔年年吠，何损孔祠万世尊。
作者：林定川
温州市财政局科研所


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
暨联谊大会

　　10月13日上午，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在宁海县孔子后裔聚居地─沥洋镇沥洋孔村召开了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暨联谊会年会。来自温岭、玉环、乐清等地的会员代表和沥洋孔村会员共200多人参加了会议。宁海县沥洋镇人民政府镇长吴绒芬、温岭市原政协副主席陈诒应邀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由联谊会理事孔三安同志主持，联谊会副会长、宁海县联谊小组负责人孔德仁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向到会的各位领导、嘉宾和会员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吴绒芬镇长和陈诒同志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吴绒芬在讲话中指出：孔子的思想是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开好这次联谊会对于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孔子儒学精神；对于宣传沥洋，加快沥洋的经济发展，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陈诒同志在讲话中说：孔子学说中的积极精神，蕴含着巨大而勇往直前的奋斗力量和鼓舞中华民族千百年生生不息、奋发进取的创造热情，代表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特别是孔子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对于我们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新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衷心祝愿沥洋镇及其沥洋孔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家乡，为宁海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会上还开展了学术交流，由几位常务理事宣读了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等人撰写的4篇论文。
　　最后，联谊会会长孔春才说：这次会议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经全体会员共同努力，取得了圆满成功，借此机会，我代表联谊会向支持这次会议的沥洋镇党委、政府，宁海振兴禽业有限公司、宁海茶山林场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
暨联谊会年会的讲话
宁海县沥洋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吴绒芬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
　　今天，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暨联谊会年会在宁海沥洋镇沥洋孔村隆重召开。应邀前来参加本次大会的有各级领导、会员代表以及社会研究儒学的各界知名人士，在这里共同研讨孔子学说，交流研究成果，纪念孔子──这位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宁海县沥洋镇党委政府向今天到会的会员代表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而且对世界文化历史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召开这次纪念孔子联谊会，对于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孔子儒学精神，对于宣传沥洋、宣传宁海，进一步加快沥洋镇的两个文明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宁海沥洋是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城镇，人杰地灵，然而沥洋孔村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这严重制约着地方经济发展，至今还有一部分群众尚未真正富起来。为此，我希望沥洋孔村以纪念孔子联谊活动为契机，广交社会各界朋友，充分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为沥洋孔村和沥洋镇乃至宁海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同时，也希望大家用历史的科学的态度，用辩证的、分析的眼光来领悟孔子学说，藉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最后，衷心祝愿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暨联谊会年会圆满成功！


在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
暨联谊会年会上的讲话
陈 诒

　　在举国上下认真学习和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思想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迎来了孔子诞生2552周年。今天宁海沥洋镇孔子后裔在这里举行纪念会暨学习孔子联谊会年会，我谨代表温岭孔子学会和温岭孔子联谊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学说中的积极精神，历来为人们所称颂。这种精神，蕴含着巨大而勇往直前的奋斗力量和鼓舞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奋发进取的创造热情，代表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孔子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这对于我们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纪念孔子的光辉诞辰，就是提倡要研讨孔子的教育思想，发扬孔子的教育精神，目的就是要继承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精华，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服务。
　　我们欣喜地看到，沥洋镇孔子联谊小组自成立以来，孔子后裔加强了凝聚力，同心同德，为推进镇里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我们衷心地祝愿你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增强新的活力，奋勇向前，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沥洋镇，为宁海的经济、文化的大力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温岭市孔子学会副会长、原政协副主席）



在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
暨联谊会年会上的欢迎辞
孔 德 仁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2周年刚刚过去的日子里，我们又迎来了纪念孔子2552周年诞辰日。今天，温岭市领导、沥洋镇领导、孔子联谊会会员代表，以及社会各界朋友欢聚在这里，隆重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2周年暨联谊会年会，共同探讨孔子学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纪念孔子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在此，我代表宁海县联谊小组、沥洋孔村党支部、村委会，向今天到会的会员代表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史上罕见的伟人，他的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这对于我们孔子后裔来说，更应感到自豪和光荣，我们沥洋镇沥洋孔村是孔子后裔的聚居地，地区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基础设施相当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生活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相信，通过这样的活动，进行两地交流，广交省内外及社会各界朋友，对于进一步提高我村知名度，引进新的技术、好的经验，充分依托森林资源，大力开发林业生产，为沥洋孔人民办实事、办好事，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此，我恳请上级领导、孔子联谊会和社会各界朋友，继续关心、支持我村的各项事业，促进我村的经济快速发展，我们作为孔子后裔，应更好地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吸收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提高自己素质、奋发图强、开拓创新，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最后，祝联谊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在纪念孔子诞辰2552年联谊大会上的讲话
孔 春 才



　　今天，我们纪念孔子诞辰2552年，主要是为了弘扬孔子思想精华，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哲学家，他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他的功绩和影响是世界上前所未有。我现在主要讲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
　　孔子是中国古代一位伟人，十分值得我们自豪，虽是2500多年前的思想，至今还非常贴近实用。在国际社会选定的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中，有中国的孔子，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意大利的阿奎那，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培根、牛顿、达尔文，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康德。这十人中孔子列居首位，享有崇高的声誉。世界诺贝尔奖在巴黎颁奖大会上曾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智慧。”各国都非常信仰和崇敬孔子，我国把孔子诞辰日定为中国孔子文化节，美国有孔子节，新加坡把孔子思想当作治国安邦的国教，日本、韩国等对孔子思想都非常重视。我们有多少同志尤其是老同志对社会道德下滑心存犹虑，要求以仁对人，以礼待人，心心相印。由此可见，孔子思想穿过时空，穿过国界，穿过人们的心灵。孔子思想是世界的，是社会的财富。正如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所说：“孔子及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对中国民族的发展，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思想精华至今仍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超越了时代与国界的局限，成为世界宝库中的重要遗产。”今天，我们纪念孔子，要借鉴他的精神财富，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准，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激发工作热情，焕发新的活力，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祖国尽心尽力。
（二）
　　一年来，联谊会的活动情况：一是寄发了联谊第2期会刊。除会员寄发外，还按规定和要求在国内寄发了20多个省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专家和学者80多位。国外，有新加坡、日本、美国等。二是编审、打印联谊第3期学术论文。目前收到的学术论文有：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论民主仁学——关于新世纪新儒学形态的思考》、温州财政局林定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秦汉帝国的兴衰存亡看以德治国与巩固政权的关系》、平阳孔繁培《天下为公与三个代表》、本市吴小谦《谈孔庙兼谈重建孔庙的倡议》、朱方褒《孔子的和而不同学说》等5篇，刚才在会上都作了宣读，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鼓掌和好评。三是开展联谊、传递信息活动。①借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骆承烈在温岭讲学之机，邀请他到玉环楚门作学术报告；②联谊小组与自然村居间沟通信息，相互联络，协助调解一些矛盾和纠纷；③增强会员与宗亲之间交流，加深友情，促进经济信息来往。


（三）
　　根据文化部(办社图函)[2001]29号文称“家谱是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之一，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份”的精神，为我们孔子后裔开展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① 传达了国家文化部办公厅[2001]29号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分工的通知、中央社香港2001年3月25日特稿、中国剪报2001年3月29日《中国家谱总目特版》关于美国、香港、台湾及上海、浙江等省市收藏家谱的状况与作用，以及吉林经济报1999年5月28日登载孔子世家谱续修的一些内容。通过传达学习，基本上认识统一，行动一致，达到预期的目的。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物传记及地方史的资料，具有很好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的意义。②安排得力人员开展具体工作。许多老同志不顾家事、不顾年老体弱，带病坚持工作，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并善于解决一些矛盾和困难，使整个续修孔子世家谱工作开展较为顺利。③要求各自然村的理事、村长和书记把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切实负起责任来，按规定和要求认真填写，切实把工作做细、做实、做好，争取在2002年年底完工，2004年全国乃至海内外各地圆满结束。续修孔子世家谱工作是一个系统、纷繁的科学工程，希望温岭江绾籍的孔子后裔们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保证按期完成。
今天的会议开得非常成功，衷心感谢宁海尤其是沥洋孔子后裔的精心筹备，热情接待，衷心感谢沥洋镇领导，温岭市、玉环县的各级有关领导莅临会议，重视和支持，对与会朋友、同志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参加会议，深表谢意。
　　最后，祝与会领导、朋友、同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孔 子铜 像

　　温岭市江绾籍孔子后裔祖传保存一尊孔子铜像，高26厘米，重1公斤，冠后起两柱横簪，缙笏端坐，形状古穆，铸相奇妙。
　　温岭市江绾籍后裔是孔子37代嫡长孙齐卿的后代。一支是裔孙41代仲良任福建莆田县令，后因其孙44代延浩、延集、延正三兄弟与叛乱的闽王曦相战，延集于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避至今温岭市江绾居住，并在此繁衍生息。另一支是裔孙48代孔端廉与兄衢州衍圣公孔端友跟随宋赵勾皇帝南下杭州，端廉到温岭市江绾居住，亦在此繁衍生息。据传这尊孔子铜像非常灵验，保佑江绾孔子后裔的繁衍和安康。明洪武16年55代孔克庸任直隶大名知府时在江绾建了一座宗鲁堂。从此江绾孔氏及附近的一些群众历代更加敬之如神，由有威望的族人专门保管、珍藏，平时不与常人见，仅在孔子诞辰日，举行礼式，擂鼓鸣炮，撑伞遮像，有卫士二三人专程奉送，观众沿路目视相迎至宗鲁堂，供族人和群众瞻仰祭拜。据江绾先辈传说，孔子铜像二个半，山东一个，江绾一个，福建半个。就目前掌握的情况，还有一个半尚未发现，至今也还没有发现类似的孔子铜像。
　　这尊孔子铜像在文化革命中曾被造反派抄去，幸亏在有关领导和同志的保护、支持下，才完好无损，于1979年回归老家端严正坐。分布在玉环、黄岩、乐清、温州、宁波一带的江绾籍孔子后裔纷纷前来庆贺祭拜，并在1992年以江绾籍孔子后裔为主重新建起了宗鲁堂。近年来每逢古历8月27日，各地的孔子后裔和附近的群众成千上万云集到宗鲁堂自发举行纪念孔子诞辰活动。使这尊孔子铜像更加庄重，显得更有价值。

孔 繁 廉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会刊
第１期 2000年1月


目 次

温岭市孔子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温岭市纪念孔子
联谊会筹建、建立情况
在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暨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 朱国栋
温岭市隆重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暨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大会…
贺电(８则)…………………………………………………………………………
孔子仁学赞………………………………………………………………… 吴 光
温岭市孔子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孔春才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筹建工作报告…………………………………… 孔春才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章程………………………………………………………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公约………………………………………………………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活动条例…………………………………………………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经费管理制度……………………………………………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理事会组成名单…………………………………………
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学术论文
尊重科学 尊重历史 研究儒学………………………………………… 朱伯康
孔子及其后裔……………………………………………………………… 骆承烈
论孔学的现实性──兼及诸家的比较研究……………………………… 徐儒宗
论孔子的政治思想与21世纪……………………………………………… 汪琴
继承先祖孔子遗训自强不息建设家园…………………………………… 吴小谦
纪念历史文化巨人孔子…………………………………………………… 陈武韬
孔子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及其世界意义………………………………… 朱方褒
孔子仁学的思维模式：仁本礼用………………………………………… 吴 光

在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暨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温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朱国栋）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和孔子诞辰2550周年之际，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在这里隆重召开成立大会，同时，应邀前来参加本次大会的各级领导、会员代表，将和省内外儒学专家一起，共同探讨孔子学说，交流文化，纪念孔子——这位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在此，我代表温岭市人民政府向今天到会的会员代表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已成为当今举世公认的历史文化名人，被国际社会誉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深受仰慕和敬重。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而且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为了更好地纪念孔子，弘扬儒学精华，为我市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我市岙环镇江绾的孔子后裔代表发起，联合孔子后裔分居地的后裔以及有关社会各界人士，组建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我希望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后，以纪念孔子活动为契机，广交国内外及社会各界朋友，为我市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同时，我们要采取历史的、科学的态度，用分析的眼光，领悟孔子留下来的那些超越时空而带普遍真理的至理名言，藉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最后，我衷心祝愿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大会和联谊活动圆满成功！

 

本市隆重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
暨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大会

　　1999年9月18日在温岭饭店一号会议室，隆重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暨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大会。来自本市及宁海、乐清、玉环、温州等地的会员代表共有160人参加会议。也有市级机关、镇乡领导莅临会议指导，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国栋、吴淑华在主席台就座，副市长朱国栋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在会上讲话。会议还邀请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授骆承烈、刘桂林，浙江省政协文史委、中国孔子基金会会员汪琴，浙江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会员徐儒宗作纪念孔子学术报告。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中国孔庙保护协会、中华孔子学会、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院、文物管理委员会、孔子文化学院、济宁周易研究会、衢州市统战部部长孔祥楷等发来贺电、贺信，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友谊永存。
　　会议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江绾孔子后裔保存1000多年祖传的孔子铜像像片，在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孔子像行礼三鞠躬。
　　副市长朱国栋在讲话中希望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后，以纪念孔子活动为契机，广交国内外朋友及社会各界朋友，为我市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要采取历史的、科学的态度，用分析的眼光，领悟孔子留下来的那些超越时空而带普遍真理的至理名言，藉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会上作纪念孔子学术报告的有：原市志办主任吴小谦《继承先祖孔子遗训 自强不息建设家园》、市中高级教师陈武韬《纪念历史文化巨人孔子》、省政协文史委汪琴《论孔子的政治思想精神与21世纪》、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朱伯康《尊重科学 尊重历史 研究儒学》、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儒宗《论孔子的现实性-兼及诸家的比较研究》、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授骆承烈《纪念先哲孔子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6篇纪念论文。还有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光和市师范老教师朱方褒的纪念论文因事和时间仓促未发表。所宣读的6篇纪念论文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每次发言都受到与会代表和贵宾的热烈鼓掌。有许多代表、贵宾在休息时交谈情绪热烈，纷纷说：“象这样纪念孔子会议还从未有过。邀请专家、教授作学术报告，档次那么高，内容那么新鲜，富有哲理。建议今后多开，把家人、朋友请来接受教育。”
　　会上还由上届孔子思想研究学会会长孔春才作上届学会活动的工作报告。在上届的五年多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绩引人注目，二次参加大型的国际儒学学术研讨会议，三次参加全国性的中国孔庙保护利用交流学术会议，四次进行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出版了《儒学探求》、《儒学再探》，影响深远。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团结报、浙江联谊报、台州日报等分别转播、登载报导了学会的活动情况。学会立足温岭，走向全国，并跨进了儒学研究行列，对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提高温岭知名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孔春才还代表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筹备组作联谊会筹建工作报告。他说在筹备组建的酝酿阶段、发起阶段，以及在筹建阶段自始至终受到市有关领导的重视和关心，筹备组的同志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尤其是几位老同志不辞年老、走点跑片、为此操劳。由于有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使整个筹建工作紧张有序、周密细致，圆满地完成了筹建任务。
　　会中与会代表还选举了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理事45名。并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会议，选出常务理事21名，选出正副秘书长孔庆军、孔小友，会长孔春才，副会长徐继地、李江平等8名。理事会还一致通过聘请市委副书记张学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戴康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国栋、吴淑华、文化局局长梁方秋为名誉会长；聘请骆承烈、孔祥林、孔祥楷、汪琴、吴光、徐儒宗、孔照明、孔晨为顾问。与会代表还一致通过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章程》、《联谊公约》、《活动条例》、《经费管理制度》。
　　会议最后由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会长孔春才作简要的小结。他说，我们今天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会议，也开了一个丰收的会议。会上骆承烈、汪琴 、徐儒宗、朱伯康、吴小谦、陈武韬等专家名人纪念孔子的学术报告，内容十分丰富，切合实际并有较强的时效性，能教育人、启发人、鼓舞人。会议达到“热烈隆重、友谊团结、内容丰富、影响深刻”的预期要求和目的。我们开成了一个友谊、团结的大会；开成了传递学术信息，弘扬儒学精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会；开成了增长知识，提高素质的大会。会议后，各地要召开一次联谊小组会议，作一次认真全面的传达，并进行座谈讨论，力求受到教育、影响，努力规范自身行为，提高自身素质，为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中国孔子基金会贺信

浙江省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喜闻“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暨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大会”近日举行。这是深入研究孔子思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件大喜事，必将推动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祖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人类正义事业作出不负时代的贡献。
希望我们之间加强联系，紧密合作，共图大业。
　　祝与会同仁健康、愉快！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恭祝联谊会的事业兴旺发达！

1999年9月8日于山东济南

中华孔子学会贺电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在贵会成立暨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大会之际，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并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为什么要纪念诞生于2550年前的孔子呢？这是因为，孔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和受到全世界普遍尊敬的历史文化名人，他所创建的儒家学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不仅在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历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至今有着重要的影响。儒家学说中的“仁爱”、“中庸”、“和谐”等思想传统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公共准则，闪烁着人类睿智，在协调社会关系和世界各民族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与发展中有着普遍的积极意义。
　　我们正在改革和开放的环境中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实现现代化是我们的目标。但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类文化就像一株繁茂参天、不断生长的大树，各民族文化就是这株文化树上大大小小的枝杈，而新枝杈总是生长在老枝杈之上的。就象不能要求自然界的树木所生的枝杈形态完全相同一样，人们不能要求、也永远做不到使各民族文化按一个相同的模式发展；就像老枝杈是新枝杈生长的基点一样，人们不能、也永远做不到抛开民族文化传统而实现本民族的文化创新。
　　当然，同历史上任何思想学说一样，孔子儒家学说也有其历史局限。在孔子儒学说中既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公共准则和闪烁着人类睿智的部分，也有被历代统治者改造和利用的部分。将两者混淆起来，不加分析的或尊孔、或反孔都是错误的。早在八十年代初，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就指出：盲目尊孔的时代结束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结束了，一个科学研究孔子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今天纪念孔子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是不同于过去历史上“尊孔”、“祭孔”活动的。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孔子，弘扬和继承孔子儒家学说的优秀传统，就是我们纪念孔子的现实意义。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999年9月11日

中国孔庙保护协会贺电

浙江省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欣闻贵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谨致以衷心祝贺。孔子做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蕴含的深刻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已渐成中外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贵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的成立，必将在推动儒学研究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999年9月13日

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贺电

浙江省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欣闻贵市纪念孔子联谊会隆重成立，可喜可贺。祝贵会一帆风顺，事业发展。


1999年9月13日


曲阜市孔子博物院贺电

浙江省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欣闻贵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谨致热烈祝贺。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创立的以“仁政德治”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纪念先哲，弘扬儒学，是我们的共同愿望，纪念孔子联谊会的成立，必将推动贵市儒学研究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999年9月13日

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贺信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欣闻大会成立，请接受我们来自曲阜的祝贺。
　　孔子，这位世界文化巨人，在思想上、教育上、治国、教民等方面都做出突出贡献，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作为孔氏子孙，更感到光荣。我们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纪念孔夫子，在其诞生2550年之际，温岭纪念孔子联谊会的成立，是学习、继承发扬孔子思想的又一实际行动,相信通过您们的活动,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配合改革开放方面，均会起到较大的作用。
　　祝大会圆满成功！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1999年9月16日

济宁市周易研究会贺信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欣闻大会在温岭成立，请接受我们来自孔子故乡的祝贺。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财富。作为孔子后裔来说，更会感到光荣。在继承发扬孔子优秀思想方面更责无旁贷，作出更大努力。今天联谊会成立，定会更好地继承孔子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起到先锋作用。通过联谊活动，更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发展。
　　祝大会旗开得胜
　　祝同志们事业成功


1999年9月16日

衢州孔子学术研究会会长孔祥楷贺电

温岭市纪念孔子圣诞2550周年暨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大会：
　　首先对大会召开表示衷心祝贺！
　　孔子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史上罕见的伟大和巨人。研究弘扬孔子学说及儒家文化，对于世界的今天和明天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基于此，我们相信新成立的孔子联谊会将会有非常光明的前景。
　　衢州是孔氏南宗所在地，我们学会着重于孔氏嫡裔南迁以来的史实及南宗以来的儒学发展研究。我们认为贵会与我会的研究目标及涉猎范围是一致的，我们希望两会加强联系，加强协作，共同弘扬儒学文化。
　　此次大会，因市委工作安排无法参加，十分遗憾，相信以后会有弥补的机会。
　　祝大会圆满成功！


1999年9月17日

孔子仁学赞
──为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而作
吴 光

　　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公历９月28日，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儒家大成至圣先师的诞辰纪念日。今年，恰逢孔子诞辰二千五百五十周年，作为孔子后裔在浙江沿海地区发源地和聚居地的浙江省温岭市,于9月18日在当地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暨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大会”，会议组织者发来请柬和聘书，邀请本人赴会并聘为联谊会顾问。自觉惭愧之余，犹有荣焉！喜逢大庆，不能无言，遂作《孔子仁学赞》诗一首，以表景仰之情：
　　巍巍孔子，大成至圣；中华文化，精神象征。
　　生逢乱世，诸侯专政；礼崩乐坏，纲常不振。
　　周游列国，弘道自任；效法尧舜，修己安人。
　　授徒讲学，垂范立则；创立仁学，儒道斯盛。

　　煌煌仁学，儒学根本；内圣外王，道德人文。
　　仁以为体，礼以为用；以仁正心，以礼治国。
　　仁者人也，修复为本；克己复礼，乃可谓仁。
　　礼者理也，爱民为本；富而教之，是为仁政。

　　巍巍孔子，典型犹在；尊之崇之，贵在诚正。
　　煌煌仁学，价值永恒；弘之扬之，贵在践仁。

(1999年９月18写于杭城朝晖寓所)

(作者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等职)


温岭市孔子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孔 春 才
（1999年8月18日）

　
　　温岭市孔子思想研究学会1994年3月9日成立，1999年7月29日更名为温岭市孔子学会。在这５年时间里，我们四次进行学术研讨交流，二次应邀参加大型的国际儒学学术研讨会议，三次参加全国性的中国孔庙保护利用交流学术会议等一系列活动。通过活动，会员素质增强，研究水平逐步提高，学会影响扩大，知名度提高。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浙江联谊报、台州日报分别转播，登载报导了学会的活动情况。学会立足温岭，走向全国，并跨进了儒学研究行列，对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提高温岭知名度作出一定的贡献。现将学会主要工作情况及主要收获、体会和存在问题汇报如下，请予审议。
一、主要工作情况
　　本会在市领导和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社会各界朋友的关心支持下，在主管部门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下，尤其是几位热心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积极开展了学会的各项活动。
　　１、认真筹备，隆重召开成立大会。
　　早在1993年10月2日即古历8月27日，以江绾孔子后裔为主，来自乐清、玉环、宁海、温州等孔子后裔和其他群众5000多人聚集在江绾进行规模宏大的纪念孔子诞辰2544周年活动。为了把群众自发的朴素的纪念活动引向正规，走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上来。几位孔子后裔积极倡议组建温岭市孔子思想研究学会，并开展一系列筹建活动。1994年1月至2月初多次在市政协会议室召开筹备工作汇报会，并走访了省民政厅、省委宣传部、省社科院、省人大办公室等单位，得到赞同后，酝酿组建、草拟章程、资金管理制度等文件。经筹备组申请，市文化局同意，市民政局登记批准建立了温岭市孔子思想研究学会。
　　1994年4月16日， 在孔子后裔聚居地岙环镇上塘村宗鲁堂隆重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宁海、温州、玉环、乐清等地孔子后裔代表和当地群众近千人。省文物局局长梅福根、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周春梅、市政协主席吴志文、副主席陈诒、副市长林文毅、现副市长朱国栋、文化局局长梁方秋、民政局局长丁素君等参加会议。山东曲阜文管局派办公室副主任、孔子75代孙孔祥峰为代表出席会议。林文毅副市长代表市府对孔子思想研究学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吴志文、梅福根、梁方秋和孔祥峰等同志均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开得热烈又隆重，显示了孔学（儒学）研究的生命力。
　　2、四次开展学术研讨交流活动。
　　1994年4月21日至25日，因我学会邀请，孔子75代长孙、 衢州市统战部部长孔祥楷来温进行学术研讨活动。24日在市政协会议室召开了温衢两地孔子思想研究交流座谈会。孔祥楷同志在会上畅谈了研究孔子的基本想法，根据历史经验，提出“打天下时不重视孔学，治天下时均重视孔学。现在是发展经济时期，研究孔子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的观点，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接着与会同志就如何开展孔子思想研究各自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观点，为研究儒学起好了步，开好了头。
　　1994年8月13日在市文化局会议室， 召开了如何开展孔子研究座谈会。在太平的理事和部份会员参加了座谈会。会议首先简单回顾了前几个月的工作情况，大家对前几个月的工作都表示满意。接着，环绕如何开展孔子研究这一主题，摆出了七个方面的论题：孔子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孔子美学教育；孔子与现代经济；孔子与现代文化；孔子与公职伦理；孔子与企业伦理；孔子与家庭伦理。这次座谈会为95年召开的大型学术交流会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1995年11月12日在温岭宾馆隆重成功地举办了儒学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前，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分别于4月27日、5月20日、8月3日召开三次筹备会，对学术论文撰写内容、对象都作了详细的安排落实，并建立三人组稿、审稿小组，负责审稿、定稿工作。10月9 日又召开会务筹备会，对会议邀请的对象，会议程序、日期、地点，材料、后勤、保卫等都作了周密的安排。明确分工，落实职责。会上共收到论文14篇，11多万字。研究儒学的名人、专家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院院长孔祥林研究员在会上作了《儒学在世界传播概况》的报告；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院长骆承烈教授作了《继承传统美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演讲。他们的演讲生动，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受到与会者的热烈鼓掌和一致好评。还有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朱伯康《儒学在现代社会中作用》和浙江省政协文史委、中国孔子基金会会员汪琴《孔子──为促进中国的统一而奋斗不息的伟大先驱》在会上宣读和转发后，都认为能紧扣时代脉搏，结合实际，富有教育意义。总之，一致反映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时间紧凑、气氛活跃、内容丰富、教育意义深、规格高，影响大，是浙江省社团组织中首次召开的儒学研讨会。
会后，我们还整理了《弘扬传统美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文，在市政协委员中讨论参读，也收到很好的效果。
　　1998年3 月孔子思想研究学会会同市教委环绕孔子教育思想与现代素质教育这一主题进行联合征文。征文内容有：论孔子教育与现代教育、与素质教育、与道德教育；与基础教育等。为了把论文评选好，由11人组成评委会，聘请骆承烈、孔祥林、孔祥楷、中华孔子学会办公室主任杨贵章为评委顾问。在市教委和有关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收到30篇学术论文。我市教师队伍素质较好，有着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所写的这些论文都有较高理论和文字水平，能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论证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在现代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经评委行家查找翻阅大量资料,反复修改、审定,大部分入选《儒学再探》（教育卷）。
　　３、二次参加大型国际儒学学术研讨会。
　　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是1994年10月2日至14日， 应山东曲阜市政府的邀请，学会名誉会长吴小谦与正副会长孔春才、孔善根、孔宪鉴四人赴山东曲阜参加孔子诞辰2545周年和国际文化节活动。陈武韬老师撰写的《论儒家治国之道》在会上宣读,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得到了好评。在曲阜期间,走访了孔子思想研究所,拜会了孔子思想研究的专家和名人，参观了孔林、孔府、孔庙、尼山、石门山、六艺城、论语碑苑。搜集带回了一批儒学研究成果的资料，为后来研究儒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是1998年10月27日至31日，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孔子学会、国际儒商联合会(香港)在孔子祖籍中原地区的古城──河南夏邑召开的“儒商现象与现代市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孔春才和吴志文参加。这次会议有九个国家和地区185位专家、学者、 企业家和中央、省、市新闻单位40多位记者参加会议。会议收到论文38篇，本会呈送的朱方褒撰写《迎接21世纪的挑战和选择──商业家应向儒学中吸收什么智慧》一文受到有关行家的重视。这批论文多角度和侧面论证了孔子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既达到了促进国际和地区间的学术交流，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又达到了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与国内外企业家加强联系和协作的目的，对加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和企业文化，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
　　此外，1996年3月， 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东方道德研究会议，亦邀请我们派代表参加，因各方原因，我会未派代表参加，但委托温州东方道德学会向国际会议提供了一批论文和有关资料约15万字，在会上分发交流。
　　４、三次参加中国孔庙会议。
　　第一次1994年10月9日，我们参加94'国际孔子文化节的四位同志一起出席了首届中国孔庙保护协会的成立大会；第二次1995年11月8 日至10日，中国孔庙首次年会在衢州召开，孔春才和吴志文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三次1996年12月12日学会派孔正平同志赴北京首都博物馆参加中国孔庙保护协会年会。每次会议我们都带回很多学术论文，如：《发挥孔庙在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略谈孔庙利用的社会价值》等。孔庙遍布全国各地，文化蕴含非常丰厚，有祖国文物瑰宝，有形象真实的历史画卷，无不闪熠着中华民族古代的文化之光。参加孔庙联谊会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增添了对孔学研究的信心和智慧，对研究孔子、研究孔子思想将提供很有价值的作用。
　　5、刊出孔学简讯，加强学术交流。
　　5年来，学会共刊出孔学简讯18期，印发7000多份，分发各地，除本市、本省寄发外，还寄发到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广东、福建、湖南、云南、贵州、山西和香港、台湾等省市和地区。简讯内容有：①将全国性研究儒学的活动信息、会议内容传递给儒学爱好者；②把本学会的活动情况、工作计划转告会员和读者，以便他们了解学会的动态和工作情况；③《孔子论语今译》，用简明扼要的现代语言使《论语》走向大众化、社会化，使儒学精华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社会道德相融合；④转发典型的学术材料。如:97年9月和11月将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教授《中国古代儒学思想与政治统治》、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王泽应副教授《论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两篇文章。每期简讯都印发给机关、镇乡等单位领导参阅，传播传统文化，推进了研讨交流活动。
二、主要收获和体会
　　１、积极活动、广交朋友，扩大了影响，提高了知名度。
　　学会一开始就在全市以及省内外积极开展活动，广交朋友。据不完全统计，学会与20多个省、市、区的有关单位有着较频繁的沟通联络，并有的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许多单位及个人慷慨解囊资助活动经费，有许多朋友来信来电关心和支持学会的活动情况，并做了大量工作。学会的活动引起新闻界的重视和大力宣传。1994年5月17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5月11日浙江电视台《黄金时间》均播放了学会的活动盛况和学会成立的实况录像；温岭电视台分别于4月25日、26日、29日在《晚间新闻》栏目中转播了学会成立的简况和活动情况。《学会成立大会简讯和活动》、《孔子后裔相聚在温岭》、《走近孔夫子》等文章分别在94年5月3日、18日《台州日报》、5月21日《浙江联谊报》、95年12月23日《团结报》等报刊上登载报导。通过这些宣传，温岭市孔子思想研究学会大大提高了知名度，在全国孔子研究团体中载入史册。
　　２、不断增强学会素质，努力提高研究水平。
　　儒学既是一门涉及社会，影响广泛，又是一门深层次的传统文化科学，作为一个县级市的学会来说一般性研究尚可，但要想深层次开展研究难度是相当大的，仅靠几位有知识的老同志和部份会员积级活动、努力工作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努力提高全体会员自身的学术内涵素质，才能适应儒学的研究水平。为此，我们采取四条措施：一是物色人才。将对孔子、对儒学有浓厚兴趣，并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学术水平的同志吸收入会，以逐步充实提高学会的整体水平。二是参加中华孔子学会。中华孔子学会是全国最高的研究儒学的社团组织，具有健全的研究机构，并拥有高等学府清华、北大等一大批的专家、教授，对孔子研究较为系统、完整，有着很高的学术水平，我们应邀参加中华孔子学会，接受熏陶和信息传递，以开阔眼界，拓宽学术研究视野。三是请教专家和教授。我们在研究中由于理解不同，常碰到一些难点、疑点，都及时向山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研究孔子的专家老教授骆承烈请教，他对我们的请教都一一来信阐述观点，切中时弊，解除疑窦，开拓了研究领域。四是努力提高会员自身的学识水平。几年来，我们连续征订了儒学研究的最高刊物，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孔子研究》，遇有重要的研究文章或在报刊和其他杂志登载比较好的学术论文，我们及时地组织传阅学习或在学会简讯上转载，供会员研究学习。通过以上几方面的举措，我们学会的素质和整体水平有了大大提高，研究力度也大大得到了加强。
　　３、积极开展学术探索研究，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一是组织撰写论文，成绩斐然。
　　学会经过一阶段的学习磨练后进步较快，开始着手学术的研究，论文的撰写工作。几年来共撰写录用论文45篇，28余万字，除几篇约稿外，大部份是我们的会员和教育系统的领导和教师所写。这些论文都有一定的质量和水平，均被录入《儒学探求》、《儒学再探》两书。我们几位老同志所写的几篇影响较大，吴小谦写的《江绾孔子后裔考》在《浙江方志》刊物和台湾《乡情》上刊载，陈武韬写的《论儒家的治国之道》 除在曲阜孔子诞辰2545周年文化节上宣读外，还在《台湾乡情》和《海风》上转载，朱方褒写的《还孔子以本来面目》也在《海风》上转载。另外，朱方褒撰写的《孔子和人的发现、人的教育》、被《台州社会科学》杂志录用。陈武韬老师所撰写的《论语今译》近一万字，用较通俗的现代语言向广大读者传播祖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二是出版《儒学探求》、《儒学再探》，影响深远。
　　《儒学探求》一书是浙江省唯一的儒学团体所编辑出版的第一本儒学论文集，意义和影响极为深远，原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际儒学会会长谷牧为该书题写书名，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领导也为该书题词。此书收集了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的儒学家骆承烈、活跃在国内外儒坛上的研究员曲阜文管会主任孔祥林，孔子75代嫡世长孙衢州市统战部部长孔祥楷、复旦大学原经济系主任、中国著名史家、老教授朱伯康等名人的论文。内容较为丰富，并贴近社会，易读好懂。此书寄发到香港、台湾等地区和一些国家，以及北京、上海、天津、山东、黑龙江、辽宁、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全国20多个省市，反映较好，受到赞誉。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阮廷瑜在信中称：“行见海滨邹鲁，奋斗不息，丹崖毓秀，方城锤英。”台湾东海大学陈问梅教授还寄来书籍和资料以示支持和关心。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向我们要这本书。
　　《儒学再探》是一本孔子教育思想论文集，聚结我市教育界教师们的心得和体会，根据在教育实践中的方法和经验，从不同角度环绕当前素质教育对孔子教育思想展开研究和探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向奎为此书题写书名，朱伯康、骆承烈和本市教委党委书记慕毅飞作序。骆承烈除作序外，还写了《万邦师表----论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孔子与自然科学》两篇内容丰富的论文。此书现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书的封面设计欣目大方，文字清晰，纸张质量也尚好。预估此书也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对进一步深化我市的教育改革，促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也将会产生有一定的影响。
　　三是宏扬儒学精华，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一方面，他的思想历来被尊重和敬仰，长期以来渗透在社会上乃至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成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源和骨架，另一方面也由于历史的原因遭到颠倒和诽谤，使人们在反面中更了解了孔子。学会成立后结合民情风俗，以及社会状况和经济建设，大量印发《孔学简讯》，开展学术研讨，组织论文撰写，邀请名人、专家学术交流，出版儒学论文集等一系列传播、宏扬儒学思想精华，这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尤其广大青少年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正如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讲：“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以完善主体道德和完善社会道德为基础，将个人修养和对他人、国家、社会应有义务和应负的责任联系起来。这在当前市场经济和商业生产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对于我们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的”。的确，通过我们学会积极宣传，宏扬儒学精华，可以启迪人们崇尚良好的社会道德，抑制社会丑恶心态的萌发，激发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无疑将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４、帮助江绾孔子后裔办实事，使他们更加紧密团结。
　　孔子后裔聚居在江绾上塘、何家、南岙三村，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农渔业落后，经济较为贫困。市委、市政府领导十分关心，多次到江绾访贫问苦，了解村况，体察民情，拨出专款，帮助脱贫致富。学会在岙环镇党委的统一组织安排下，紧密配合，把群众组织起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的精神。帮助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建成了上塘至鳖礁门，南岙至犁头咀，宽７米两条公路，全长4500KW，两座渔业码头合计3000平方米。学会副会长孔和平筹资并以身作则，亲自指挥南岙至犁头咀这条公路的建筑。两条公路，两座渔业码头的建成，大大方便群众，减少劳动强度，降低劳动成本，改变了传统走狭路爬山手提肩扛落后的生产形式。这样给江绾的经济发展增加了活力，为脱贫致富、改变面貌创造了条件。
　　另外，学会建立后，通过各方面的活动，使江绾和分布在玉环、乐清、宁海的孔子后裔串成一线，连成一片，加强了情感，增进了友谊和族谊。同时恢复了江绾孔氏和山东曲阜孔氏的联系。明洪武16年，江绾孔氏后裔时任直隶大名知府孔子55代后裔孔克庸亲赴山东曲阜厥里朝拜，与衍圣公促膝交谈，此后常有联系，衍圣公还两次发文分别致温州、台州知府，要给江绾孔氏以特别优待，至清晚期失去联系。至今中断了100多年的历史， 在学会建立的当年就去曲阜拜祀取经，恢复关系。95年曲阜孔子博物院院长孔祥林回访，到江绾看望乡亲，受到热烈欢迎，这确实在族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总之我们学会开展了许多的重要活动，取得重大的收获，主要体会是：一是得益于几位老同志的主心骨作用，他们不计报酬，尽心尽力，废寝忘老，默默无闻地研究儒学，才使学会能经常开展学术活动。二是各级领导，尤其是名誉会长、顾问积极扶持、撑腰，大力支持，及时解决困难，使学会有了坚强可靠的后盾，迈上台阶开展学术交流。三是名人、专家大力支持，结交朋友,为学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使学会迈开大步,名声大增,立足儒坛。四是各位理事、会长以及学会全体同志紧密团结、发扬“务实、奉献”精神，具有很强战斗力、凝聚力，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届的活动任务。
　　在此，我代表理事会向关心支持学会的各级领导、 社会各界朋友，向资助学会活动经费的单位和个人，向为学会作出努力、积极工作的同志，向在座的领导和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表示衷心感谢，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三、存在主要缺点和不足
　　１、由于经费不足，活动少，会员分散，难以召开会员大会和及时召开理事会会议。每年的活动总结只通过《孔学简讯》书面转给理事和会员，影响了会员之间的感情联络和信息的传递。
　　２、第一届学会是在一手空白的情况下建立，一无专职人员二无办公条件，对会员参差不齐的水平组织学习提高不够，如何提高会员的儒学知识和儒学研究能力，尚未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从而妨碍了会员的积极性发挥。
　　３、对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对儒学精华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在社会上传播的影响力还不很强，另外，对孔子后裔的发源地、历史文物、后裔分布等基础性工作还缺乏深入的考察、调查研究等，有待于今后加强提高。
　　各位会员，学会在这一届中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本人水平有限，有疏漏的地方大家补充，不当之处，批评指正。
　　最后，祝孔子学会换届后，在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学术活动更加频繁，成绩更加辉煌，会员们万事如意。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筹建工作报告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我受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筹备组，的委托，向大会作纪念孔子联谊会的筹建工作报告。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的筹建工作，自1998年12月25日开始酝酿，1999年2月18日发起，99年3月28日市文化局受理申请，99年5月17日市民政局获准筹建，99年6月24日同意建立。经几个月的共同努力较顺利地开展了筹建工作，现将筹建的基本情况报告如下：
一、酝酿阶段
　　温岭是浙江东南沿海一带孔子后裔的发源地，孔子后裔和当地群众非常崇敬孔子，每年在孔子诞辰日都要举行纪念孔子活动。为了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宏扬儒学精华，需要把群众朴素的自发活动引向有组织的正规活动。另外，温岭市孔子思想研究学会会员文化结构层次参差不齐，有些很难适应学术研讨活动，根据有关领导、理事的建议，将孔子思想研究学会分设为孔子学会和纪念孔子联谊会，有利于孔子学会的学术研讨活动，也有利于孔子后裔和群众对孔子的信仰和崇敬，发挥归宿为纪念孔子，开展联谊活动，促进和弘扬儒学精华和民族优秀文化。所以，我们决定成立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后，将有组织地纪念孔子联谊活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和文化遗产，发挥优势、调动积极性，为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1998年12月25日、99年2月6日、4月3日，几位孔子后裔和当地群众分别在岙环镇江绾宗鲁堂、太平镇及孔子后裔分居地开始酝酿成立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通过座谈、讨论，形成共识，一致认为建立纪念孔子联谊会是符合社情民意，是非常适时、是完全必要的。
经酝酿统一思想后，1999年2月3日，由孔春才同志到市社团咨询成立程序与办理有关所需材料，初定团体名称及业务主管部门。1999年2月18日，由孔春才、孔小友、孔善根、孔庆军、孔照合、孔干荣、孔先鉴等作为发起人联名向温岭市文化局提出发起倡建“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的申请。
二、发起阶段
　　1999年3月28日，经温岭市文化局审核同意后，发起人经三次研究，拟定了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章程草案和申请筹备材料，了解并研究了具有自愿入会意向会员的发展对象，团体组织机构、领导成员候选人建议讨论名单和选举方式，并取得了温岭市文化局作为本团体业务主管单位的书面意见。
1999年3月4日，发起人联名向温岭市文化局递交了“温岭市社团成立资格审查申请书”及有关申报材料。3月28日，市文化局下达了温文[1999]15号文件《关于审查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资格的批复》。4月6日，发起人向市民政局递交“关于筹建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的申报报告”及业务主管单位批文等申报材料。4月28日，市民政局正式受理申请。
三、筹建阶段
　　1999年5月17日，市民政局以温社团准筹字[1999]06号同意筹建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获准筹建后，①我们随即依法建立了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筹备组，正式开展筹备活动。筹备组的成员一一明确了分工，按照各自的职责，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发出了筹建倡议书等有关材料130份。公开联络并登记50个首批会员，这些会员均签名或盖章自愿入会。在首批会员的影响下，各地孔子后裔和群众纷纷要求入会，现已有会员450名，联谊小组25个。经协商并广泛征求意见推荐41名理事候选人；②确定以10万元借用的方式将位于岙环镇江绾的宗鲁堂3间100平方米的房屋作为本团体的活动场所，并与城市房地产开发公司联系承借办公用房，受到贵公司徐总经理的大力支持，将钟楼路46号7楼西侧（80平方米）作为联谊会的办公室。③千方百计筹措3万元团体起动资金，并在市审计事务所办理了验资手续，再凭登记管理机关证件和证明，一是开设了银行帐户。按照财务制度，配备了会计、出纳，并建帐造册。二是到技术监督部门办理代码证书和刻制印章等工作。④制订和三次反复修改《章程》、《联谊公约》、《活动条例》和《资金管理规定》，使之规范，具有操作性和实用性。⑤研究联谊会成立事宜。决定在99年9月18日召开纪念孔子2550周年暨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大会。对会议的邀请对象、会议内容、议程、规格等都作了详细的研究和落实。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的筹建工作自始至终受到市有关领导的重视和关心，受到市民政局、市文化局等单　　位的帮助和支持；筹备组的同志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尤其是几位老同志不辞年老、走点跑片、为此操劳。由于有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使整个筹建工作紧张有序、遵规守法，周密细致，尽心尽责，园满地完成了筹建任务。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预视大会园满成功。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筹备组
孔 春 才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

温 岭 市 纪 念 孔 子 联 谊 会
章 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是自愿组成的民间联合性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温岭市文化局，登记管理机关温岭市民政局，并接受其管理监督和业务指导。
第二条 会址：浙江省温岭市太平镇钟楼路46号7楼。
第三条 宗旨：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发扬社会优秀道德风尚，提倡“团结、奉献”精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和文化遗产，团结各界人士，弘扬传统的优秀文化，为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第四条 任务:
１、组织会员纪念孔子开展联谊活动；
２、加强联系、沟通和合作，增进友谊；
３、宏扬儒学精华，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民族文化。

第二章 组 织 机 构
第五条 联谊会设立理事会。理事经酝酿推荐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选举联谊会会长１人、副会长若干人、秘书长１人、常务理事若干人。聘请名誉会长、顾问、副秘书长若干人。理事会每届任期五年，一般按期换届，遇有特殊情况经主管部门、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后最长延期不超过一年。理事会下设联谊小组，小组长可由所在地理事兼任，联谊小组的活动由理事会统一组织安排纪念孔子开展联谊活动。
第六条 本团体设立常务理事会，在理事会闭会期间行使第十一条1至8项的职责。
第七条 联谊会会长是法定代表人，报主管部门、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后，正式任职，主持工作。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任职年龄一般不超过70岁。本会会长不担任其它团体的法定代表人。
第八条 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由会长主持工作，召开会议时必须2/3以上理事到会，其决议须有2/3以上与会者通过方能生效。

第三章 职 责

第九条 会员代表大会职责：会员代表大会是联谊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般每年举行一次，每次会议必须2／3代表到会才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半数以上表决通过。主要职责：
１、审议和批准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２、审议并通过联谊会章程；
３、选举和罢免理事；
４、通过理事会认为需要由会员代表大会决定的重大事情。
第十条 理事会职责：理事会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联谊会工作，一般每年召开二次会议。主要职责：
１、执行会员大会决议，布置联谊活动内容；
２、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
３、聘请名誉会长、顾问、副秘书长；
４、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退出；
５、审议活动总结和听取财务收支报告；
６、组织和主持召开联谊会全体会员代表大会；
７、提出章程修改动议；
８、负责筹备和召开下一届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直至新一届理事会产生为止。
第十一条 会长职责：
１、召集和主持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的工作。
２、检查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３、代表本团体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第四章 会 员

第十二条 会员：凡年满18岁公民，热心于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联谊活动，承认联谊会章程，本人自愿申请，经理事会批准即为会员，发给会员证。
第十三条 会员权利：
１、在联谊会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２、对联谊会的活动有批评、建议和监督权。
３、有权参加纪念大会统一安排的各项活动。
４、有退会自由权。
第十四条 会员义务：
１、遵守联谊会章程、公约，执行联谊会的决议和决定，维护联谊会声誉。
２、积极参与联谊活动，维护联谊会合法权益，完成理事会交办的任务。
３、团结友爱，紧密协作，自觉遵纪守法，维护社会公德，宏扬优秀传统文化。
４、按规定交纳会费。
第十五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报告理事会，并交回会员证；会员一年不交纳会费或无故连续两年不参加联谊活动，视为自动退会，收回会员证。
第十六条 经费：
１、收入：主要以筹集为主；接受各级政府、海外侨胞和各界组织、团体、企事业、个体户及个人的赞助、资助；会员按规定交纳的会费。
２、开支：纪念孔子联谊活动；考察孔子后裔的发源、分布情况；以及其他正当开支。
３、联谊会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要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会计和出纳，并接受财政等部门和会员代表大会监督。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章程经会员代表大会通过，自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
第十八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理事会。
第十九条 联谊会的终止程序：由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经会员代表大会通过，报主管部门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审查批准即可终止联谊会活动。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联谊公约

一、积极开展“三讲、三要”活动，讲政治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正气要树立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崇高的道德情操；讲团结要紧紧围绕在党中央的周围，不做有损于团结的事，不说有损于团结的话，积极参加联谊会的各项正当活动，维护联谊会的尊严和声誉。
二、刻苦学习，不断提高政治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掌握科学技术的能力，增强自身素质，丰满自身形象。
三、勤奋工作、积极劳动，努力投身于经济建设之中，相互鼓励，携手并进，共同致富，为国为民多作贡献。
四、会员之间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职业种类和职位高低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一视同仁，享受同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
五、会员被评为劳动模范、立二等功以上，获省级以上科学技术进步奖，在联谊会会刊上通报表彰，并给予慰问，发给奖状和奖励，成绩卓著者组织会员召开庆功会。会员或会员子女高考录取分数在市、县前5名者，给予慰问和奖励。
六、鼓励能人及厂长、经理勤劳致富，竭诚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若他们需要技术或劳力，会员要自告奋勇，优先给予支持，厂长、经理给予优先录用。
七、会员要诚实守信、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相互尊重、增进友谊；若会员重病住院，要派代表看望慰问；若遇天灾人祸应伸出援助之手,可以采取捐赠的办法筹集资金给予一定的支持。
八、弘扬儒学精华，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倡导精神文明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自觉维护社会稳定。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联谊活动条例

第一条 每年召开一次联谊会，定在孔子诞辰日即每年的古历8月27日，若遇特殊情况可提前或顺延。
第二条 联谊会可以循环轮流召开，具体地点由理事会研究确定。
第三条 联谊会的横幕标题统称为：“纪念孔子诞辰××××周年联谊大会”。
第四条 联谊会的会务做到组织有序，接待热情，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
第五条 联谊会的内容由理事会安排，一般有会议报告,代表发言，分组座谈。沟通信息，联络感情，促进团结。会议材料汇集成册，每年出一期会刊。
第六条 欢迎各界朋友参加纪念孔子的联谊活动，各与会者要遵守会议纪律，服从会议统一组织、安排，自觉维护会议秩序。
第七条 会议要厉行节约，减少开支，经费按当年规定的范围开支，超支部分自行解决。
第八条 鼓励会员争取每年到山东曲阜参加国际孔子文化节，参观孔庙、孔府、孔林，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经费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会的经费管理，使帐目清楚，收支规范、明确。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积极筹集资金，并做到勤俭办事，节约开支，力求多收少支，以保证联谊会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
第三条 经费来源：
（一）会员会费的收入,务农每年每人10元，务工每人30元，多者不限。
（二）孔子后裔的资助。
（三）接受各级政府、机关、团体和社会各界朋友的赞助。
（四）其他收入。
（五）赞助超过1000元，在会刊上通报颂扬,超过5000元，立卷（或刻碑）存档，流芳百世。
第四条 经费开支：
（一）纪念孔子联谊活动的费用。
（二）有条件时，鼓励会员参加大型的全国性会议,给予适当的资助补贴。
（三）孔子后裔发源、分布情况的调查考察。
（四）看望住院会友以及用于其他联谊活动的正当开支。
第五条 经费管理：
（一）建立专帐，开设帐户，存入银行，收入开票,支出审批,配备会计、出纳，按照正规的财务制度做帐。
（二）每张单据要有经办人签字,会长审批方能记帐、报销。
（三）经费的收支情况，接受全体会员的监督,每年向理事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通报一次。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一九九九年九月

尊重科学 尊重历史 研究儒学
朱伯康

　　儒学、孔学，二者常联用、互用、通用。如果加以区分，儒学、孔学研究范围，就有大小之别。孔学，大体研究孔子本人思想、孔子历史、孔子哲学、孔子教育学等等。儒学研究范围要扩大些，除孔子外，要包括孔子弟子、孟子等等儒家学说、儒者之学。
　　儒、儒者、儒家，通指孔门学派及服膺孔子学说的读书人。“儒”，在古代，原指一种职业，是从“巫、史、卜、祝”中分化出来，是专为贵族、豪门、政治权贵人物“相礼”的一些知识分子。“相礼”的范围，如政治外交场合中礼仪，丧、祭场合中礼仪等等；需懂得礼节、规范及奏乐、唱诗等“繁文缛节”，其中需有一些专门知识和技艺；是属于知识范畴中一种服务。此后儒者，多指孔门弟子及“博洽多闻”的学者。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儒、墨、道、法……等家，有儒生、儒士、儒臣等等人群。《韩非子·显学》篇已记载有：儒家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荀子)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与荀子两派。
　　战国以后，儒家派别更多。汉代董仲舒一派是显学。刘敬、叔孙通与董仲舒，都曾为“世之儒宗”。《汉书·艺文志》将儒列为“九流”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了皇帝尊崇的显学。在董仲舒和刘歆之间，还有今文、古文、经学、谶纬学的区别。在魏晋，有以王弼、何晏为代表，参杂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至唐代，韩愈斥佛尊儒，有尊崇“道统”的儒学。到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出现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的理学。到清代，先有汉学、宋学之争，中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后有训诂考据之学。各代人对孔子之学，对儒家经典，各有解释不同，历代人对孔子的认识，亦各有不同。到五四时代及其以后，加入西方哲学思想，用以解释孔子思想，有的加以类比，又有新的发展。
　　我认为：孔学、儒学研究，要抱科学态度，要尊重历史，采取源头活水，历史地对待孔子思想及其哲理。至于一些历代帝王利用孔子作为统治工具，以及一切封建士大夫、冬烘先生，利用孔子，创造种种学说，以达到当时自私自利目的；尤其甚者，如封建枷锁，吃人礼教，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足不出户”、“笑不露齿”，妇女裹足等等，应该弃之，不屑一顾。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反对吃人礼教，反对封建迷信，要求解放，反对复古，正是给儒学的一个启蒙运动，开展今后的新时代。
　　我以为：源头活水，是研究孔学、儒学的正确态度。要从源头发源处，要第一手地有自己独立见解，不可人云亦云，不可被不正确的胡说的人牵着鼻子走。应该立足于现代，以科学态度，客观、唯实、真诚地学习和研究，更有利于今日国家民族人民的富强、康乐的发展。
　　孔子不仅是(不只是)中国伟人、哲学家、圣人，是中国文化发展主流的创建和贡献者，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榜样，人文学术、人格修养，浩然正气的培养者。而且是世界伟人、哲人、圣哲，与古代希腊伟大哲学家并称并列。他对中国、中国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的贡献，给人类的遗泽，是无可伦比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认真宣扬。
　　当前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我认为是孔子的“为人之道”，“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学习育人的道德、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素质教育。因为人是根本，人好一切都好。
　　孔子和儒家许多先哲，有很多进步思想，有很多有益教导，例如有个思想内涵：“和为贵”，不偏不倚，允执厥中。爱好和平，中正和平。延伸在国际间，应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
　　这不仅适用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可延伸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国在外交上素来提倡和平、正义，发展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建立进步的国际社会新秩序，是有中国传统道德渊源为基础的。
　　孔子、孟子，以及许多儒家先哲，有许多进步思想，人格光辉，足为后世后人效法。如“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人皆可以为尧、舜”,“彼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考究“有为、有守”，“有所为，有所不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义当前，视死如归”，“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历史上出现很多人物，如岳飞、宗泽、文天祥、史可法、顾炎武、黄宗羲、朱舜水、林则徐、孙中山等等，表现出光辉的儒家精神。榜样人物，金石言语，在历史上数不胜数。我们都要好好学习，自我学起，见诸行为，提高我们为人的素质，并要传之子孙后代。
　　我的话不长，有错误处，请指正和改正。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作者系 复旦大学教授))

孔子及其后裔
骆承烈

　　在伟大的哲人孔子诞辰2550年的时候，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我谨以孔子家乡人及45年的研孔工作者，向大会热烈祝贺。并就孔子及其后裔方面的问题，对大家作一简单介绍：
一、学习奋斗七十年──孔子的生平
　　孔子是我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政治活动家。是我国古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努力学习，艰苦奋斗，入世治世，行德倡仁。以其好学有为、努力改造社会的奋斗精神，走完了七十三年的人生路。
　　对于他的一生，可分为五个时期来介绍：
㈠身世与幼年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于春秋时鲁国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城东南20多公里)，当地称昌平乡。因为他诞生于尼丘山，便起名丘，字仲尼。
孔子远古的祖先是轩辕黄帝，以后是商朝的国王。周灭商后，把商的贵族微子启封为宋国国君。五传到了弗父何，未与其弟争王位，当了宋卿，被封到栗(今河南夏邑)。后因宋国发生内乱，其曾祖逃到鲁国。他父亲叔梁纥曾任鲁国的陬邑大夫，是个很勇敢的小武官。据《孔子家语》记载：他的妻、妾共生了九个女儿和一个瘸腿的儿子孟皮。年老的叔梁纥和年青的颜征在结婚后不久，在尼山脚下生了孔子。
　　孔子三岁的时候，因为老父病死，家境变得贫寒，寡母带着他搬进鲁国国都内西南角的阙里居住。鲁国典籍丰富，学者众多，为孔子日后学习、求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六岁时，就喜欢一些盘盘碗碗，练习磕头与行礼等贵族礼节。在母亲茹苦含辛的培养、教诲下，孔子十五岁便立下“志于学”的宏愿。他一有机会进入太庙，就对里面的各种文物、制度、典故问个不停。别人讥笑他“不知礼”，他说：“正因为我虚心学习，才是真正的知礼啊！”他就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学问便不断长进。
㈡青壮年时期
　　孔子十九岁时，与宋人之后并官氏结婚，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在亲友们纷纷前来祝贺时，鲁昭公派人送来一条大鲤鱼，孔子珍惜这一恩宠,便给儿子起名为“鲤”,字“伯鱼”。 在他二十多岁时，曾任过两个差使：一是管理牛羊的“乘田”，一是管理仓库的“委吏”。有办事能力又忠于职守的孔子，把牛羊养得膘肥体壮，把仓库的帐目管理的井井有条。由于他勤学好问，谦恭有礼，二、三十岁时便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有人夸奖他“博学多能”，他谦虚地说：“我的知识太少了，我不过会赶车子而已。”其实孔子对礼、乐、射、御、书、数样样全通。在孔子三十七岁的时候，郯国国君来到鲁国，孔子马上向郯子去请教。郯子向他讲了其祖先少昊的传说和历史。孔子得到满意答复后，更增加了学习的信心。
孔子自称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就能够自立了，即对一些事情自己有了主见。也就在此前后，他招收了第一批弟子。在这些弟子中，有贵族出身的富家子弟，也有住在穷街陋巷的平民和社会地位低下的“贱人”的儿子，甚至还有受过刑的人。在地域上，除了鲁国人之外，还有来自周围的宋国、蔡国、卫国、陈国、秦国，乃至南方楚国的弟子。可谓广收博取，济济一堂。
在他三十五、六岁时，在鲁昭公的支持下，西去洛邑向老子学习。他在老子那里听到许多道理，还有幸看到当时国家的一些珍贵图书、档案，增长了学问。他还向苌弘学乐，向师襄学琴。他认定在路上走的三个人中，一定会有自己的老师。
　　当时鲁国的季平子掌握大权，在他与另一个贵族因斗鸡引起的争端中，以鲁昭公处理不公为由，把鲁昭公赶出国门。孔子不满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也到了齐国。齐景公向他问政时,他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主张维护西周的礼制。他又说“政在节财”,
　　主张爱惜民力。他在齐国听到“韶乐”，赞叹为“尽善尽美”。不久，鲁昭公死于国外，孔子也返回鲁国。
㈢在鲁国从政：
　　孔子在政治上与学术上的影响，使鲁国当时的统治者认为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才。于是他在五十岁后的几年中，先后取得了一些从事政治活动的机会。先是在鲁国西北40多公里的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当了中都宰。在他任职期间，施行了一些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策，不久被提升到鲁国国都，当上了管土木建筑工程的司空。又因为干的出色，被提升为鲁国的大司寇。这是搜捕盗贼和料理刑狱的官员。孔子管刑狱时，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办事比较公道。他虽然身居高位，平时却保持一种谦恭有礼的态度。但需要自己发表政见时，却又讲起来滔滔不绝。他日夜辛劳，尽心尽力，得到人们的称赞。
　　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在夹谷(今山东莱芜一带)会盟。 齐国要在这次会盟中使鲁国就范。会盟前，孔子请鲁定公以军事作后盾。会盟时，他充任相事(大会司仪)。当齐国在会盟中采取不礼貌行动时，孔子以周礼作武器，予以争辩，挫败了对方的计谋，维护了鲁国的利益，从而也提高了他在鲁国的威望。
　　不久，孔子又提出“堕三都”的主张，即把三家大夫超越周礼的三座大城拆掉，以维护鲁国国君的利益。结果，在三家的反对下中止了。
　　这样一来，孔子在国内树了敌，国外的齐国也在反对他。齐景公听信了大臣黎 的建议，向鲁国国君送去一批美女和身上披着绵绣的文马，列于鲁国稷门之外。鲁定公和季桓子都很高兴，孔子却认为国君迷恋声色贻误政治，孔子拒收美女文马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鲁君照样收下这批礼物。甚至每年祭天时照例分给孔子的祭肉也不分给孔子了。孔子看到自己在国内已不被信任，便决定离开鲁国，到外面去寻找自己政治上的出路。
㈣到各国周游
　　孔子从五十六岁到六十八岁的十四年间，离开鲁国，到一些国家出访、求仕。为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到处活动及游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周游列国。
　　孔子因政治上不得意而离开鲁国，所以在离别故国前，恋恋不舍，悲愤地吟出《龟山吟》等怀恋故国的诗句。
　　孔子带领弟子们西行，到了与鲁国是“兄弟之邦”的卫国。这里社会比较安定，卫灵公对孔子以礼相待，给了他们一些俸禄，但对他的主张并不施行。
孔子在卫国住了十个月，毫无建树，便离卫南下。走到匡地，被当地人围了起来。在弟子们救护下勉强脱险，又回到了卫国。其间，孔子打算通过卫灵公的宠姬南子参与政治。科见了南子，但也未能如愿。
　　宋国是孔子祖先的居地，他估计到那里应该受到欢迎。可是在宋国，当孔子一行在一棵大树下演礼时，竟被宋国当政的司马桓 派人要把大树砍掉。孔子一行马上化装逃跑。当他们分别奔到郑国时，有人说他们象“丧家之狗”，狼狈到了极点。
　　经过几番周折，总算到了陈国。一住又是三年。陈国国君对孔子一行很礼遇，但陈国又弱又小，孔子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在此前后，他们不断打听鲁国的情况，听说鲁国继季桓子当政的季康子要召回孔子的弟子冉求，十分高兴，让他先回了国。不久，孔子率弟子离陈去蔡，但在路上被包围起来。陈蔡被围是孔子一行周游列国中最艰苦的日子，师徒们露宿荒郊，七天不举火做饭，弟子们怨声载道。在这种严竣的考验下，孔子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主张。
　　不久，陈蔡解围，孔子一行又回到卫国。这时，鲁国执政的季康子派人来接孔子，孔子和弟子欣然应诺，他们随同迎接的使臣又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十四年来奔波劳碌，历尽艰辛，孔子到国外施政的抱负虽未实现，但却增加了许多社会阅历，丰富了他学说的内容。
㈤勤奋的晚年
　　孔子一生最后的几年，是在故乡度过的。当他带领弟子们回国后，季康子对他很礼遇，鲁哀公尊他为“国老”，他虽然声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实际上他对政治是十分关心的。他依据多年的仁、德思想，反对季氏过重的剥削，反对季氏为扩张自己的势力攻打小国颛臾，对于季氏违背周礼的行为坚决反对，继续坚持他遵礼行仁的主张。
　　孔子一生从事教育活动，晚年更集中进行。他把自己的弟子分作“德行、言语、文学、政事”四科，教给他们“六艺”。自已教学时“诲人不倦”，教起弟子来“循循善诱”，对弟子们用启发式教学，他一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提倡学思结合，学与行结合，学后要复习巩固，自己以切实的身教教育弟子，影响弟子，对弟子进行适度的表扬和批评，他对弟子们既严格要求，又尽力帮助、爱护。
　　孔子一生教出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多，形成以他为首的儒家学派，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
　　整理古代文化，是孔子的又一功勋。他把古代的文献档案编集成《尚书》，搜集、整理民间及庙堂的诗歌,编成《诗》(《诗经》),把古代的占卜书编集、整理、注释为《易》,又将鲁国的档案史料整理、编写，并灌输进自己的主张，编成《春秋》等等。经过孔子精心整理，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得以保留下来。
　　孔子晚年仍不停地学习，尤其学《易》，使自己能有更好的思想方法。但他的晚景并不太好，妻子在他归国前便已死去，独子孔鲤也先于自己而死，最得意的弟子颜回早死了，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弟子仲由，也在卫国一次内战中丧生。各种打击、忧伤、不幸接踵而来。孔子潦倒、愁苦、多病之身更时添忧愁。最后竟至精神恍惚，凄凉地呤诗哀叹：
　　“巍峨的泰山要倒了，
　　房内的梁柱要折了，
　　伟大的哲人，今天也要枯萎了。”
　　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东方哲人孔子病逝于故乡。
　　孔子死后，被弟子们葬在鲁国城北不远，泗水上游的地方，许多弟子前来守墓，植了许多树，日久成林，是为孔林。守墓的弟子聚居之处，是为孔里。
　　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把他的言行记录下来，编集成《论语》，是今天人们研究孔子最可靠的资料。 二、文章道德圣人家──孔子嫡裔
　　因为孔子创立了一套历代帝王可用的学说，历代朝廷便对他倍极尊崇，对他的直系后裔也恩渥屡加。日久天长，在其家乡曲阜，便形成了一个“与国咸休”、“安富尊荣”的世袭贵族府第。作为孔子的嫡系后裔，膺受历朝恩典，衍宗耀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继承先祖遗志，诗礼传家，弘扬儒宗。因而人们称其为“文章道德圣人家。”
　　自孔子开始，已传了八十多代。这个大家族，谱系完整，族规端肃，族众繁多，世界少有。孔子嫡裔子孙被历代封赠者至七十七代。从孔子逝世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任命孔德成先生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止，两千多年来，其子孙不断发生变化。现分段简述于后：
㈠从孔子到九代：
　　孔子生前不得志，死后历代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他的价值。他死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其故居三间辟作寿堂。其子孔鲤先孔子而殁，其孙孔 作《中庸》，在当时是著名学者，也曾周游列国，到处讲学。四代孔白、五代孔求，虽系布衣，但有学问。六代孔箕，更满腹经伦，被魏王召为相。七代孔穿，曾著《谰言》，是一学者。八代孔谦、九代孔鲋也因通儒术被封为文信君、文通君。孔鲋曾在秦始皇焚书令下后，将部份儒家书籍藏到自己夹壁墙中，抱着礼器，参加陈胜起义军反秦。不久离开，死于嵩山，著《孔丛子》。这九代基本上生于乱世，对政治采取淡漠态度。
㈡从九代到三十四代
　　在这二十五代九百多年中，孔子嫡裔的地位发生了空前变化。九代孔鲋死于外地后，其弟孔腾在家接待过汉高祖刘邦，被封为“奉祀君”，专司奉祀祖先孔子。汉文帝对九代孔腾、十代孔贞、十一代孔武分别授予博士。十三代孔霸更奉为太师，赐爵关内侯，又赐食邑八百户、黄金二百斤、宅一区。其子十四代孔福袭爵关内侯。此后袭封成为定例。十五代孔房仍封关内侯，十六代孔均被封为褒成君。十七代孔志，东汉时封褒成君，另科为大司马。东汉末年，豪族掌权，十九代孔曜、二十代孔完虽封为褒亭侯，但食邑却有所减少。曹魏建国后，魏文帝将二十一代孔羡封为议郎，宗圣侯。祀孔子，修孔庙。此后，二十二代到三十一代孔震、孔嶷、孔抚、孔懿、孔鲜、孔乘、孔灵珍、孔文泰、孔渠、孔长孙相继封为奉圣大夫、崇圣大夫、崇圣侯。孔长孙又兼邹国公。隋统一后三十二代孔嗣哲于文帝时应制登科，被封为绍圣侯。唐初三十三代孔德伦、三十四代孔崇基均袭爵。这九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处于统一──分裂──统一的时期。不管统一还是分裂，历代帝王都尊孔，孔子直裔的地位一直较高。
㈢从三十五代到四十八代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唐玄宗把孔子封为文宣王，将其三十五代孔 王封为文宣公。日后三十六代孔萱、三十七代孔齐卿、三十八代孔惟 、三十九代孔策、四十代孔振、四十一代孔昭俭，均为文宣公。四十二代孔光嗣在五代时期，天下大乱，他只做到泗水主簿，还被家内的洒扫户孔末杀死。其子四十三代孔仁玉长大后，告到后唐明宗那里，才扳倒孔末，孔氏中兴(孔仁玉被后世奉为“中兴祖”。)四十四代孔宜、四十五代孔延世与四十六代孔宗愿，均袭封文宣公兼曲阜县令。但到了北宋初年，有人认为孔子称文宣王，后世不应称文宣公，于是在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皇帝把孔宗愿改封为衍圣公，此后又定为世袭。四十七代孔若蒙、孔若虚、四十八代孔端友不断承袭，于是“世袭衍圣公”的名号便延续了八、九百年。
㈣从四十八代南渡起到五十三代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四十八代孔端友由陪皇帝郊祀起，随宋高宗南下。在浙江衢州建孔氏家庙。南宋立他和他的后人为衍圣公，是为南宗。其后自四十九代至五十三代共六个衍圣公(孔珍、孔 、孔文远、孔万春、孔洙)。而在北方，金和蒙古统治者也立了六代衍圣公，自四十九代至五十三代为四十九代孔、五十代孔拯、孔鉴、五十一代孔元楼、五十二代孔之全、孔浈、五十三代孔治。蒙古统一中国后，两个衍圣公归一，于是南宗便让位给北宗，由五十四代孔思诚，后孔思晦继任。这一段衍圣公由分到合，最后归一。
㈤五十四代到七十七代
　　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末期，封建统治者更需要孔子思想维护自己的统治，此时，孔裔的地位越来越高。五十五代孔克坚时，明太祖朱元璋亲赐两千大顷田地和一些田产。五十六代孔希学时孔氏分为六十户。五十七代孔讷、五十八代孔公、五十九代孔彦缙，均袭封衍圣公，此时还在北京赐予府第。六十代孔承庆、六十一代孔弘绪(孔弘泰)、六十二代孔闻韶、六十三代孔贞干、六十四代孔尚贤，均承袭衍圣公，有的赐给二品冠服，死后赠太子太保。整个明代，孔子嫡裔多生前荣封，死后追谥，工部造坟，遣官致祭。其夫人死后亦被荣封，不但长子承袭衍圣公爵位，十五岁即着二品冠服,主持孔庙祀事。 次子十五岁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持子思书院祀事。三子承袭太常寺五经博士，主持汶上圣泽书院祀事。
　　到了清朝，孔子嫡裔更加显赫。六十五代孔胤植在明时已封衍圣公。他拥护清军入关，遵令剃发，大得新主好感，又继续袭爵。其子六十六代孔兴燮袭衍圣公，又加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六十七代孔毓圻加授光禄大夫，六十八代孔传铎，被雍正帝尊为老师，死后特别荣封。乾隆一代是衍圣公府的黄金时期。六十九代孔继、七十代孔广 、七十一代孔昭焕、七十二代孔宪培都受过皇帝特别优礼，乾隆帝还把女儿(或干女儿)嫁给孔宪培。七十三代孔庆为过嗣，在嘉庆朝屡受恩赏。七十四代孔繁灏、七十五代孔祥珂、七十六代孔令贻三人处于清朝末年，屡受咸丰帝、那拉氏、光绪帝恩宠。尤其那拉氏赐给他们的“寿”字、诗、画，一直刻碑立于孔府内。孔令贻在民国八年(1919年)病逝，其子孔德成承袭为七十七代衍圣公。1935年国民政府废除衍圣公称号，改称“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
　　明清时的衍圣公，多官居一品，为朝内文官之首，有时又兼曲阜县令，清初在府内亦设四十名官员，阜因此孔子直系子孙承袭下来的曲阜衍圣公府成为一座世袭贵族府第。
三、孔子苗裔遍天下──孔裔旁支
　　两千多年来，孔子后裔不断滋生繁衍。其族人遍布全国二十几省，还远达亚、欧、美、澳各洲的20多个国家。
　　四十三代孔仁玉四子中，长子孔宜、四子孔 不断繁衍,到四十六代时,分为“五位”,五十三代时五位又分成“二十派”，五十六代时分为“六十户”。除大宗户外，各以一个村名或地方来命名(如纸坊户、红庙户)。清初入谱的已２万余人，咸丰年间六十户入谱者已“丁满四方”。1990年人口普查时，仅定居曲阜的孔氏族人就有十余万人( 占曲阜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多年来孔氏族人外迁者很多，习称“流寓”。尤其南宋以来，南、北宗各有不少人散居全国各地。如五代时有四十多支外迁，民国年间修谱时，又找到七十七支。民国年间，孔子后裔已散居国内二十多省，20世纪80年代已遍布全国。
　　国外的孔姓也不少。如元至正九年，鲁卫王之女承懿公主嫁给高丽忠肃王之子王颛时，公主带孔子五十四代孙孔昭同行。到高丽后，孔昭官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封昌原伯，死后葬于昌原。1987年韩国已有孔氏族人七万多。亚洲的朝鲜、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及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均有孔子后裔。
　　孔氏旁裔名人也有不少。如经学家孔安国、孔颖达、孔广森。“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诗文俱佳，有宋代与苏轼、苏辙并称“二苏三孔”的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清初“南洪北孔”的孔尚任写出了名作《桃花扇》。有投身宦海、身居要职、不辱使命的的孔光、孔道辅等，有整理文献做出突出贡献的孔延年、孔元措、孔毓圻、孔继汾等。有揭露封建统治者丑恶，反映人民疾苦的孔贞渲、孔昭虔、孔宪彝等。其他又如书法家孔继津、地理学家孔继涵以及在巴黎和会上为祖国争主权的孔祥柯等。都说明孔子后裔，人才辈出。孔氏宗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们用各种方式为国家，为人民争了光。
　　　　　　　　　　　　　　　　　　　　　　　　　(作者系 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

论孔学的现实性
──兼及诸家的比较研究
徐儒宗

引 言

　　当前学术界在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中，对孔子学说之评价，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誉之者谓其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毁之者则谓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褒之者言发扬其精华将有利于当前的改革，贬之者则言株守其旧说必成为改革的沉重包袱。各执其辞，卒无定论。鄙意则认为，孔子的学说，乃是一种既有远大理想，而又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学说。孔子从“人”的本性出发，通过对人类社会精密观察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仁”的学说，是一整套既具有系统理论，又切合人的心理感情，既适用于当时的社会实践，又能适应历史发展大势的一种泛应曲当、切实可行的经世方案。这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经世方案，突出地显示了其高度的现实性。这在与之同时的诸子之学中是无与伦比的。诸子之学，就其某一方面而言，固然都有其独到之处，然而求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可行性，则远不及孔子的仁学切合实际并深入人心。孔子学说中的某些具体内容尽管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变得过时了，然而孔子这种一切从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出发而创建学说的基本精神，则是永久不变的真理。总结这一基本精神而发扬光大之，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今天制定适合于现代文明的切实可行的伦理道德体系，仍具有极其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孔子本乎社会实际的济世思想
　　孔子是一位怀有济世抱负的伟大思想家。故其学说，乃是一种既有远大理想，而又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学说。他向往着“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满怀着“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政治抱负，有志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道德境界，追求着智、仁、勇兼备的完人修养，还毕生致力于“有教无类”的普及教育事业等等，可谓都是远大而崇高的人生理想。然而，就其全部学说的思想体系而言，则是立足于春秋末期的社会现实的。
　　孔子立足于人类社会以明道立说，故重人事而罕言天道。虽有时偶尔涉及本体，也没有象道家那样从宇宙怎样生成、怎样从“ 无 ”到“有”开始，而是就业已存在的宇宙说起：“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易传·序卦》。笔者按：《易传》虽非全是孔子所作，但它和《论语》一样，作为孔门弟子或后学记述孔子言论的书，则是可信的。）他没有论及“天地”从何而来，大概是因为这离现实太远了。而业已存在的天地和万物，则是和人类密切相关的客观世界，才值得探讨。因而，他接下去就马上转入了人类社会：“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他之所以要探讨天地和万物，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乃是为了更好地探索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规律，其最终目的则在于“开物成务”，“以定天下之业”（《易·系辞上》）。所以他非常赞赏帝尧那样效法自然的为君之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他认为，尧之为君之所以能达到如此成功而有文采，正是效法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果。那末，人怎样效法自然界呢？他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象传》）。又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如此等等，自然界的现象，无一不寓有足资君子所取法的道理。又如在《易·革卦》里，他研究了自然现象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必须变革这一道理后，悟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在遇到阻力时，也必须实行变革。所以他断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他对于汤、武推翻桀、纣的残暴统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一史实，即用促成万物生长的四时变化规律来论证其合理性，可见他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其现实性又是多么鲜明！他这种立足于人类的现实社会去研究自然的观点，无疑是可取的。

　　孔子学说的主要对象既然是人类社会；而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立足点，则是中国的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的社会制度，是由商、周以来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宗法制度发展而来的；然而随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日益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已日趋广泛，单凭血缘的感情显然已不能应付了。孔子有鉴于此，为了适应这一社会发展趋势，乃提出了既符合血缘感情的心理，又包括了广泛的社会内容的“仁”的学说。
“仁”的实质，主要是实行对人的道德教化，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但是，孔子没有把精神文明离开物质生活而立论，而是把精神文明建筑于物质生活的基础之上 。据《论语·子路》所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载！”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认为，首先要有众多的人民，才有了施行道德教化的对象；其次要使广大的人民富起来，才具备了施行道德教化的经济条件。然而，怎样才能使广大人民富起来呢？对此，孔子虽怀有“博施济众”的抱负，但他并没有侈谈统治者对于人民的“恩赐”。而是认为在于为政者施行与现实相适应的经济措施。首先，在积极方面，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这是说，经济措施必须适应生产规律。例如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而言，就是应该“使民以时”（《学而》）。这是孔子针对当时统治者频繁地劳民动众，以致严重地妨碍了农业生产的现实而发的。孟子也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孟子·梁惠王上》）只要不违背农业的生产规律，农民自然就会家给人足了。其次，在消极方面，孔子劝告统治者应该“节用”、“敛从其薄”。因为孔子看到，当时的统治者为了过奢侈生活而横征暴敛，乃是人民之所以不富的重要原因。只有统治者能节约开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才能真正保证人民富起来。这是孔子的“仁”在经济领域中的具体运作，而其所提出的各项利民措施，则都是切中时弊的。
　　孔子一生，汲汲于用世，思欲行道于天下。他有很高的政治思想：胸怀“博施济众”的抱负，向往于“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然而，他平时对此并未作广泛的宣传，而只把它寄托于渺茫的未来。他所竭力宣传的，正是针对春秋末期那种礼崩乐坏的现实而提出的“小康”社会。“小康”社会，乃是一个实行家天下的世袭君主制的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他看到，在当时那样统治者与被统治之间、贵族与公室之间、国与国之间无不充满着尖锐的矛盾的时代，除非先实行上下各安其位、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小康”制度，才能有效地使趋向稳定。基乎此，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矛盾，对症下药地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礼治思想。孔子认为，在当时那种列国纷争、陪臣执国命的形势下，只有把最高权力集中在天子手里，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统局面，才能扭转混乱局势而趋向社会安定。孔子这种大一统思想，无疑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的。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建立，才有效地减少了统治集团之间的战争，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在“仁”的思想指导下，孔子主张在政治上应以德治和礼治为主，而根据现实的需要，也不妨适当采用法治手段，实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方法。而在实际施行时，又很重视分析具体情况而运用宽猛相济的措施。
　　“仁”的学说运用到国际上，就是“亲邻柔远”的外交思想。所谓“亲邻柔远”，并非追踵宋襄公式的“仁义”，而是以文为主、以武相济的一种仁智并用的外交艺术。孔子看到当时现实中各国之间尔虞我诈的本质，故在鲁国与齐国会盟时，提出了“有文事必有武备”的建议，终于粉碎了齐国的阴谋，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
　　春秋时代，随着官府之学逐渐下移，文化的接触面正在逐步扩大。孔子为了推动这一趋势，即以“仁”的思想作为指导，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普及教育方针。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有同样的权利来接受他的教育。但是，孔子对于来受业的学生，并不是同样的方式教以同样的内容，而是把每个学生的情况先作具体分析，然后再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而进行因材施教。他根据各人不同的志趣和特长而分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又根据不同的水平而分为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初等教育的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项日常应用的仪节和技艺；高等教育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文献典籍，而其中《易》《春秋》又属于最高一档的教育。孔子还根据学生的不同气质而给以不同方式的开导。例如对子路和冉有就运用了相反的方法以纠正其偏向：“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有人说：孔子的教学内容，全是脱离实践的书本知识，其实不然。“礼、乐、射、御、书、数”之教学必须在实践中进行，固不待言；即使是六部文献典籍，孔子也是从学以致用出发，而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教授的。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如果不能把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即使书读得再多又有何用！孔子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孔子认为，学了《易》，可使在行为上少犯错误。可见他学《易》也是与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的。
　　社会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尤其在春秋战国那样的动乱时代。往往正道睽违，变化不测。所以，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出处行藏，在不违背正道的前提下，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他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意思是，如果处于国家有道、君臣相得的境地，说话和行为都要正直；而处于国家无道、政局昏暗之时，行为仍须正直，这是绝对不容含糊的，但是说话则应该谦顺小心，以免招祸。这里虽也含有“保身”之意，但他主张在行为上仍然应该坚持正义：而说话谦顺，正所以保证其更好地坚持正义。所以，这与消极的“明哲保身”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从上述可知，孔子从济世的目的出发，在“仁”这一中心思想指导下，无论经济、政治、法律、外交和教育，乃至个人的处世态度等各方面，都善于根据情况而相应地作出很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
(二)孔子基乎人之本性的道德伦理思想
　　孔子之仁学的现实性，尤其突出地表现在道德伦理方面。
　　“仁”在道德方面的基本内容是“爱人”。“爱人”的极致，乃是人人能达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博爱境界。但是，孔子认为，这种“博爱”境界，不是简单地人人所能一蹴而就的。所以，他在对人的本性以及当时社会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作了周密地观察分析之后，具体制定了一整套通往这一道德境界的步骤和方法。
　　对于达到“仁”的方法，孔子提出了“忠恕”。“忠”，就是内心要诚实，待人要尽心竭力。这是到达“仁”的内在本质。一个人如果内心不诚实，待人也虚伪，那末就失去了行仁的基本条件，根本谈不上“仁”了。“恕”，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从消极方面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这样以自己心中的欲与不欲去忖度人家也必然同样会有这种欲与不欲，亦即《中庸》所谓“执柯以伐柯，其则不远”的道理。孔子认为，只有以“忠”作为内在的本质，以“恕”作为“能近取譬”的方法，行“仁”才会有所遵循，才会产生实效，而不致流于空谈。
　　然而，以天下之广，人民之众，而一个人的能力必接触范围又很有限，如果要想对普天下的人同时来一个无差别的同等的“爱”，显然是很难达到的。孔子明确地认识到这点，所以他认为在“爱人”的问题上，必须要有步骤，有层次，才能行得通。
　　首先，在血缘关系上，有远近亲疏的差别。要“爱人”，就应该以自己最切近的家庭内部作为起点，即所谓“孝悌为仁之本”。孔子看到，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对别人的父母兄弟，不可能不有所区别，因为这种区别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要求把所有别人的父母兄弟都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毫无差别的同样看待，这不符合一般人的心理，因而是难以为人所接受的。所以，爱人必须先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开始。然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即运用“恕”的方法，推孝顺自己父母、尊敬自己兄长之心去尊重别人的父母兄长，推爱护自己子弟儿女之心去爱护别人的子弟儿女，由此再扩而充之，推而广之，就可以最终达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博爱境界了。再则，“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假若人人能做到这样，那末全社会也就会达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了。
　　其次，在品德上，又有善恶贤愚的差别。所以，“爱人”还必须区分一定的层次。即所谓“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子张》)。孔子看到，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各人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互不相同。则善恶贤愚的差别也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在“爱人”的问题上，也不得不有所区分。即在“泛爱众”的基础上，对仁者、贤者更应当尊敬和亲近些，而对恶者、愚者则应该抱有宽容态度和同情心。其实只有对仁者多加亲近，对贤者给予尊敬，才有利于自己的提高；也只有对恶者、愚者抱有宽容的态度和同情心，才能帮助别人改进错误或者使之进步。这在层次上虽有差别，但其同为“爱人”之心则一。孔子的这种对善恶贤愚的分别对待，并非有意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是“爱人”之心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切合实际的具体运用。
　　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孔子在制定了“爱人”的方法与步骤的基础上，还缜密地分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终于在普遍的关系中发现了特殊关系。孔子把现实社会中的特殊关系提纲挈领地归纳为五大类：“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五伦”。孔子认为，对于不同性质的关系，必须分别对待。所以，他对这五类特殊的社会关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都分别作了具体的规定。
　　孔子认为，“五伦”是从“夫妇”开始的。《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易·序卦》说：“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所以，孔子非常重视夫妇关系。首先，他赞成当时还流行于民间的男女之间比较开放的自由恋爱。经过他亲手整理、并作为主要教本的《诗》三百篇，其中歌咏男女自由恋爱的诗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他还把包括这些歌咏爱情的诗在内的三百篇《诗》，总评为“思无邪”(《为政》)。《诗经》的开卷第一篇《关雎》，就是写一个“君子”追求和思念一个“淑女”的诗，孔子读后评论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这与后世道学家之视歌咏爱情的诗为“淫诗”，确实大异其趣。其次，孔子认为在家庭中，夫妇的关系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夫妇和睦与否，直接关系到家道的成败。所以，他主张“夫妇和”。还提出：“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易·序卦》)这就是说，夫妇之间应该相爱和睦，白头偕老。他诵《诗》至“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尔家室，乐尔妻孥”时，赞叹道：“父母其顺矣乎！”(《礼记·中庸》)而且，孔子还进而提出丈夫应该尊敬妻子。他说：“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也有道。”理由是：“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 《礼记·哀公问》)孔子这种以相爱和相敬来看待夫妻关系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在家庭关系中，随着夫妇而来的，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孔子特别重视“父子”这一伦，他把其间的义务规定为“父慈而子孝”，即《大学》所谓“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然而，孔子又看到，在现实社会中，父母对于子女，一般都能尽到“慈”的责任；而子女对父母，则比较难于尽到“孝”的义务。针对这种偏向，故孔子平时谈“孝”的言论就比较多。再则，孔子对年轻的学生设教，自然应多谈孝道。他对学生说：“今之孝道，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这是说，对于父母，不光是物质上给予奉养就算孝，而且还应该具有“敬”的态度；如果只有物质上的奉养而缺乏敬意，那末就同饲养犬马差不多了。孔子所提倡的“孝”，跟后世所提倡的那种偏面要求子女的所谓“父令子亡，不得不亡”的愚孝是不同的。据《说苑》所载，孔子的弟子曾参，有一次铲瓜而误伤其根，其父曾皙怒而用大棍打他。曾参昏倒在地，醒后，去见孔子。孔子责备他不孝。孔子说：“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求而杀之，未尝可得。小则待，大 则走，以逃暴怒也。”孔子认为，父母用小棒敲几下，子女是可以接受的；假如父母在盛怒之下用大棍打来，子女就应该避开以免受伤。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像舜那样“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求而杀之，未尝可得”，才算是大孝。可见后世那种死也要服从父命的说法，和孔子的思想是背道而弛的。
　　父子关系，其实只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中一种纵向的典型的特殊关系。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祖孙关系、叔侄关系、姑侄关系、舅甥关系等等，都可依据父子关系而由近及远依次类推。
在家庭关系中，随着父子而来的，还有“兄弟”一伦。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兄爱，弟敬”（《左传.隐公三年》）。因为兄弟是有长幼之分的，所以兄对弟应该友爱，弟对兄应该尊敬。弟尊敬兄的道德，孔子称之为“悌”。“悌”和“孝”同样是通向“仁”的起点，所以说“孝悌为仁之本”。兄弟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以互相团结友爱为原则。孔子读了《诗经·棠棣》一诗中“兄弟既翕，和乐且耽”的句子后，非常赞叹。
　　兄弟关系，是家族中一种横向的典型的特殊关系。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姐妹关系、兄妹关系，以及堂兄弟、表姐妹等等关系，皆可由近而远类推。最后超出家族范围，及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
　　在古代的统治阶段内部，还存在着政治上下级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的典型性，突出表现在“君臣”关系上。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后来孟子还把君臣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据孔、孟所提倡的君臣关系，乃是互相尊重敬爱的对等关系，也是颇含有民主成分的较为开明的上下级关系，绝无后世之所谓“君令臣死，不得不死”，“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那种绝对服从的愚忠思想。
　　在社会关系中，更普遍的是与广大众人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普通的众人属于“泛爱”的范围，其中仁者、贤者，则属于“亲”和“尊”的对象。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即使对于同样的仁者或贤者，交情也不可能是等同的。因为人与人之间，性格上会有差别，志趣和爱好上会有同异，接近的机会也有多有少。如果两人之间的性格接近，志趣和爱好相投，接触的机会也较多，那末交情也必然会深一些。于是，这就形成了“朋友”一伦。“朋友”中一种既突破血缘关系，又不受政治所限制，而又有别于“众人”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完全建立于道义的基础之上的。孔子把“朋友”列为五伦之一，是对传统的血缘加政治宗法制度作了大胆的突破。这对建立和发展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的伦理道德，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孔子常以多良友为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这里必须指出，孔子之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绝非结党营私、朋比为奸之谓，而是共同学习，互相规过之意。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曾子也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可见孔子的重视朋友之情，主要在于道德和学问上的互相探讨、 互相规过和共同提高。如果有人为了朋友私情而不惜损害公利，则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
　　孔子还认为，“五伦”有其各不相同的性质。例如父子或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而如君臣或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后天道义上的结合。所以，在处理各种关系的态度上，应根据不同性质而有所区别。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侍奉父母，即使父母有过错，也必须耐心地婉言劝告，而不应怀有怨恨之心。然而，事君和交友就不同了：“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
　　子贡问交友之道，孔子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孔子的弟子子游也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里仁》)这就是说，君主和朋友如果不听劝告，只索罢休，不要自找侮辱和自讨没趣。对于朋友和兄弟的关系，孔子也是分别对待的。他说：“朋友，切切；兄弟，怡怡。”(《子路》)这是说，朋友之间，应以互相批评规过为原则；而兄弟之间，则主要应以和睦共处为原则。即此可见，孔子给“五伦”这五类特殊社会关系所规定的不同的权利和义务，都是从人之本性出发，因而也是深合人之正常心理的。
　　在感情上，孔子不仅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有所区分，而且，他对自己的祖国和对别的国家也是有所区别的：“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他在离开“父母之邦”的鲁国时，表现出依恋不舍的态度；离开齐国，却表现得很干脆了。不难想见，孔子的这种态度，是完全符合正常心理的。
　　综上所述，孔子提出的“仁”的学说，是对现实社会中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之后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既具有系统理论，又适用于社会实践的泛应曲当、切实可行的经世学说。尤其在道德伦理方面，他对人的本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不同关系经过周密观察和细致区分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道德伦理学说，更见出其无比完整和周密，而又非常切合人的心理和社会实际。对此加以研究总结而吸取其经验，这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既适应时代，又能深入人心的精密而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是会起良好的积极作用的。
（三）孔学与诸子之学的比较研究
　　在孔子提出“仁”的学说之后，相继而起的诸子百家，看到当时那种充满矛盾的动乱局面，也都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学说，提出了各不相同的种种治理社会的方案。
　　道家的老子提出了“无为”的学说。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因此，他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继起的庄子更进而提出：“绝圣弃知，大盗乃止； 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庄子· 箧》)他们认为。只有取消一切制度、文化和财富，把历史倒退到“小国寡民”(老子)，甚至“同与鸟兽居”(庄子)的原始社会去，人民才会不争，社会才会安定。这光从他们的书上看来，倒也说得动听而且富有诗意。然而掩卷试想，这样的社会能实现么？退一步说，即使真的实现了，社会就会 “ 不争 ” 么？如果只要“绝圣弃智”、“ 玉毁珠”、“剖斗折衡”就会不争，那么动物界倒确实是既无圣智、又无珠玉，更无斗衡的，难道动物界就“不争”了吗？假若“绝圣弃智”云云而能不争，那末除非再退化到“草木之无知”而后可。可见道家提出的治世方案，是不符合现实的，也是绝对行不通的。其实，正因为人类具有智慧，并能制定出共同遵守的道德的制度，才有可能自觉地控制争夺。
　　杨朱提出了“为我”的学说：“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他的理论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为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这是说，如果全社会人人能够做到既不利人，也不损人，尔为尔，我为我，天下就会太平了。这光从理论上讲，好象也说得通。然而，殊不知象他这样取消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还能生存么？其实，只有面对现实，正确处理各种不同的关系，才是有效的办法。
　　墨子提出了“兼爱”学说，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光从形式上看，似乎比孔子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博爱思想爱得更为彻底。但从实质上看，这种“兼爱”只能是空想。因为具体的“爱”当中，既有主观成分，也有客观成分，墨子完全否定客观对象之间的差异，单从主观上讲同样地爱一切人，则这种“爱”其实是不存在的。而且，爱和恨都不是由无缘无故而发的，只有爱和恨达到适得事理之宜，才是正确的；离开具体对象而谈“兼爱”，乃是错误的。再则，如果说爱普天下素不相识的人与爱自已的亲生父母相同，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墨子本人确实具有“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的精神，但也不可能做到同样地爱一切人；反过来说，假如对待自已亲生父母与对待普天下素不相识的人相同，那末就无怪乎孟子要指责“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并不算过分！显然，孟子之指责墨子“无父”，并非言墨子在具体行动上待父母不好，而是指其以兼爱的理论取消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特殊关系，把自已的生身父母等同于普天下之一切人。这确实是一言击中了墨子之说的要害！其实，墨子也不可能彻底取消父母与子女的特殊关系。他所谓“视人之家若视其家”的一个“若”字，正见出墨子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承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客观地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既然在客观上本来就存在着特殊性，那末就应该给予正视并作出正确的对待，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趋于平衡。而简单地取消其“特殊”，则是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的。所以墨子所提出的“兼爱”，作为人类的一种美好的理想，确实是很伟大而光辉的，然而在现实中则是不存在的。因为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近来有人认为，孔子的爱有差等的“仁”，与墨子的爱无差等的“ 兼爱 ”相比，犹
　　如“小巫之见大巫”。我则认为，光是提出一种超人的理想倒并不难，而难是难在所提出的理想既有理论上的高度，又能使人人乐于接受，且在现实中有其普遍的可行性。而这，正是墨子的“兼爱”远远不及孔子的“仁”的要害所在。其实，接受孔子“仁”的思想，而能做到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爱国忧民、为了坚持正义而不畏刀锯鼎镬的仁人志士，在历史上相继不绝：而能“兼爱”全人类的“超人”，则历史上从未有过， 将来也不可能有！
　　显然，孔子的“仁”，是切中社会现实，符合一般人的心理的，所以为人所乐于接受；而墨子的“兼爱”，是脱离社会现实、不符一般人的心理的，所以也难于接受。打比方说，孔子和墨子各在高山上造了同样华美的两座楼阁。孔子还修筑从地面通向楼阁的道路和阶梯，按上了前进的路标，并沿途建了水亭花榭，使人一入其境，随处可览名胜，欲止而不能。即使最后未能到达终点，也能终有所获。而墨子的楼阁，则是高居在悬崖之上，空悬于云霄之间，令人可望而不可即，欲攀不能，致使巧伪者指为奇货，而务实者望而却步，终同于海市蜃楼，偶尔一现而已。所以，按照孔子“仁”的方案做去，即使达不到博爱的境界，亦不失为一定范围的有德之士；而且在历史上，也确实造就了不少爱国爱民的志士仁人。而墨子的“兼爱”，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的一种点缀而已。二家学说之优劣即此可见。在当时，孔、墨同为显学，但墨　　家后继无人，这并非为其他外力所击败，而是其内在的弱点所造成。
　　法家的商鞅、韩非等人提出了严刑苛法的“法治”学说。主张摒除仁义，一执于法，用严刑峻法以治民，用权术手段以驭臣，用强大武力以征服天下。他们认为，“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骄于爱而听于威”，所以不能同他们讲仁义道德，而只能“峭其法而其刑”，“使民畏之”(《韩非子·五蠹》)。就是说，对人民必须实行暴力镇压！在君臣关系上，法家认为国君要专断自信，对官吏只能控制利用，绝不能信任依靠。故主张“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 《韩非子·王道》)这显然是后世“天王圣明，臣罪当诛”说法之所自出。观此，法家的学说，显然是一种提倡暴力统治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学说。这种学说，在短时期内确实能收到富国强兵的实效，也有利于促进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之建立。但是，他们的严刑苛法的政治高压手段，是违背民心的，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他们的君主绝对专制主义，又助长了“独夫之心，日益骄固”，虽然犯了错误，亦无人敢予纠正。所以，法家的学说，不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不利于社会的长期安定，也不利于发挥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秦王朝之得以统一，及其迅速崩溃，就充分证明了法家学说的利弊。韩非还首先提出“三纲”说，成为两千余年以来专制社会用以束缚人们思想的三条绳索，严重地扭曲了人民的独立人格和禁锢了人民的创造性。
　　法家还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把一切社会关系，包括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都看作是交相利用、冷酷无情的争夺关系，而否认其间纯真感情和道德性。这显然是违背人的正常心理，也不利于家庭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在十年浩劫时期所谓“评法批儒”运动中，搞得全社会人人互相猜忌，人人危惧，盖非偶然。
　　此外，还有农家的许行，提出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学说。显然，这是统治者所不愿接受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其否定社会分工，也与当时社会发展趋势不适应。在商品交易方面，许行还提出：“布帛长短同，则价相若；麻缕丝轻重同，则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价相若；屦大小同，则价相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市价不贰，国中无伪”。(《孟子·滕文公上》其实，这样只承认商品的数量而否定其质量， 不仅违背了商品的交换规律，而且正给予作伪的可乘之机。正如孟子所指出的：“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许行的学说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就其某一方面而言，都有其独到之处。例如：道家的反复倚伏之说，墨家的艰苦利人精神，法家的信赏必罚思想等，莫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注入了可贵的新血液。然而，求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可行性，则百家之学就远远不及孔学的“仁”的学说了。这也就是几千年来儒学得以独尊于世、盛行不衰的最根本原因。

结 语

　　现在，充分发掘和总结孔子基乎人之本性针对当时社会现实以明道立说的宝贵经验，分析和比较孔学与百家之学在社会现实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利弊得失，这对我们今天制定适合当前社会所需要的切实可行伦理道德体系，无疑还有其可资借鉴之处。尤其是孔子的既有远大理想，又立足于社会现实和本乎世道人心而创建学说的基本精神，不仅在创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中仍将永远发挥其积极的指导作用，而且即使从世界范围来说，也已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作为炎黄子孙，假若不惜抛弃这一优秀的民族传统而甘愿唯西学之马首是瞻，则不啻自弃家珍而行乞于途也，可慨也夫！
　　欣幸的是，孔学在近世以来虽然几经沧桑曲折，备受摧残毁弃，然而毕竟只是象日月之食那样遭蔽于一瞬。而际此科学昌明之世，正道终将辨而益显。只要我们善于继承与宏扬，则孔学这门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之益见行光大，自将指日可待矣！

夏历已卯中秋之月(1999年９月)写于杭州寓舍
(作者系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继承先祖孔子遗训
自 强 不 息 建 设 新 家 园

吴小谦 1999年9月18日


　　今天江湾孔氏后裔代表和其他同志集中这里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暨温岭市孔子联谊会成立大会，我代表孔学子会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代表们致以真挚问候！
我们开孔子纪念会，必须搞清为什么要开纪念会，纪念目的是什么？我的简单回答是：宏扬孔子的伟大精神和学说，激励人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我们家园的两个文明建设。
　　一、孔子精神。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学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内容，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他被推为世界古代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孔子是一个极端勤奋的人，又具有极高的天赋和深刻思想见解，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据他自己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我十五岁开始立志求学）、三十而立（三十岁在学业上就能自立了）、四十而不惑（四十岁就能无所疑惑）、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岁懂得了按事物的规律办事）、六十而耳顺（六十岁耳目通于心）、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七十岁才从心所欲，不会逾越法度）。”司马迁说他晚年特别喜欢爱读《易》，爱到什么程度，“韦编三绝”。即是说以致编连竹简的皮条多次翻断。他自己也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还把《易》经加以演绎。一次叶公问子路，孔子为人怎样？子路没有回答，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其为人也，发愤忘食（攻读的时候就会忘记吃饭）乐而忘忧（高兴起来的时候，就会把一切忧愁都忘记掉）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甚至连自己快老了都不知道）”。他学无常师，有二句铭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后一句是说：“只读书而不肯思考，就会陷于迷惑而无所得，只是空想而不肯用功读书，那将是危险的”。由于他勤奋学习，不断追求新知识，不断思考新问题，不断完善自己人格学说。故他弟子颜回感叹说，我的老师的人品学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就是说当我抬头仰望，越觉得高大；越努力钻研，越觉得高深。看看他好像在前面引导我们，忽然又好像在后面推动我们前进。他面对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结合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学习总结了前代历史文化遗产（据说他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创立了自己学说，提出了自己“大同”的社会理想。为推行其思想观点，他适齐、仕鲁、周游列国，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创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以“诲人不倦”的精神收徒讲学，传播文化，培育了大量人才。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故被尊为“万世师表”，“德配天地”。
　　二、孔子学说。孔子学说及以后形成儒家学说，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很高，二千来年统治者常把它列为正统思想立国之本。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一文中说：“欧洲超过中国的不在于政治哲学，而只在于物质文明，……我们需要向欧洲学习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因为在真正的政治哲学原理方面，欧洲人需要向中国学习。”“如果中国要恢复他在世界中的正当地位，其根本之处，就是‘复兴我们古代的道德’。复兴中国古代学问，必须认识到如《大学》一类中国古代哲学必须被看作为‘国宝’来捍卫，这种东西是外国不曾拥有的。”孔子学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全盘否定，使你们孔裔走在大街上时都感到自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特别是八十年代后期，又兴起孔学儒学研究思潮，其标志是1984年9月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1985年6月成立中华孔子学会，1995年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当前在宽松环境下各竞见解，北京大学的教授季羡林讲：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总共形成了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柏来起一直到伊斯兰国家的闪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在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主导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族和国家又相互学习的。在各个文化圈之内也是一种互相学习的关系，这种互相学习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倘若我们从更大的宏观上探讨，我们就能发现，这四个文化化圈，可分为两大文化体系，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大文化体系；第二、三、四文化圈构成了东方大化文体系。东方在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谓第三世界。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关系也是互相学习的关系。仅就目前看，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从历史上来看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球已经快踢到东方文化的场地来了。东方的综合可以济西方分析之穷，这就是我的信念。”《中国儒学》一书主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论他是否信奉儒家学说，不论他是否认真读过儒家经典，以及那些卷帙浩繁的笺注与义疏，他都必然在其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上留下儒家思想影响的深刻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学说之对中国人，犹如基督教文明之对于西方人一样，实际上久已转化成民族文化的印记，是一个民族无论如何都难以真正彻底摆脱的文化符号。”现在有人提出“儒学死亡”论，我不知他还记不记得有祖宗的血液。
　　那么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我赞成一个学者的概括。他说：孔子思想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中庸”为思想方法。孔学和儒学很重视人的修养，但儒家讲修养与道家讲修养不同，儒家讲修养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表现出很强烈的人文关切精神和忧患意识，他是以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一致为修身的出发点。他认为修身不仅只是求得个体的自身价值，更重要的是要求社会价值，修身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孔子和儒家认为仁义是人生的根本，是人立身根本准则。他认为（一）要自觉地体谅人友爱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凡事自己想的和所要达到的，也要让别人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者，就不一定勉强别人。要推己及人，对人讲忠恕之道。二、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克己精神。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行动，而是一种道德修养。所谓“克己”即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克己复礼”即要求把克己与社会道德律令相符合。并以道德律令为归宿，把个体心理情感自觉地建立在带有强制性的社会化的“礼”的规章上，使外在约束变成内在的自觉，从而个体全体化，即自觉遵纪守法。三、在个体行为实践中，要把仁义作为人生的最高准则，把它视为比个体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如果当“仁义”与个体生命发生冲突时，宁可“杀身成仁”，牺牲生命也要保全仁义。孔子告诫弟子说：富贵虽为人之所好，但不合“义”者不取；贫贱虽为人所厌恶，但不“义”者不去。饮白水、吃粗粮，枕自己的胳膊歇息，虽然清苦，但只要符合仁义，也会感到快活和幸福。孟子同样认为仁义比生命重要，他说：“生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一切教导我们做人要做一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人、有道德的人。这个思想激励一代代中华优秀儿女，为振兴中华而奋斗，这是一个极其“宝贵财富”。
　　三、孔子后裔的职责。你们都是阙里九门上祖孔子流裔，有这么一位上祖应感到自豪和骄傲，但亦应感到自己的重任和压力。明代谢铎为江湾续修宗谱作序中写道：“窃谓春秋之责备贤者，盖之深，则责之备，责之备，则其处也难。恒人之子孙，稍有树立，则人皆色，称之曰：‘其先未有此也’。贤者之子孙，一有阙建，又皆群指其先，而说之曰：‘某某今如是矣’。况为圣人之后哉！吾子勉之。”
　　江湾孔氏有一段光荣的历史，明初五十五代孙孔克镛，曾是武进士，跟随朱元璋部靖海侯连年东征，浮海洋，冒险滩，飞刍挽粟供应军需，谋赞机务。曾立下过汗马功劳。后任直隶大名府知府，亦曾“赍谱牒，诣阙里，拜祭圣祖大成至圣文宣王”。受到衍圣公热情接待，回江湾后，建宗鲁堂，望云堂、鲁青轩，决心继承上祖家训，振兴文风。数代名人时出。五、六十年代，江湾丝、江湾货、江湾炮台，远近闻名，反映了地杰人灵。改革开放以来，江湾有了很大变化，但同内地各镇乡比，又相对落后，据说上几年还列为温岭贫困乡村。今天大家聚集在此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能否下一个决心，奋斗几年，摘掉帽子，同全县一样进入小康向现代化迈进，以不辜负孔子后裔的光荣称号。为此提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参考，一、要大兴“自强不息，积极奋斗”精神。《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必须自强不息。古人告诫说：王公大人必须记住“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守，不强必危。”卿大夫必须记住：“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老农必须记住“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人要作为一个强者，如果没有自强不息精神，没有不懈的奋斗努力，人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更不能说实现人的价值。只有自强不息乃是实现人的价值的绝对必需的。二、发扬团结友爱精神。孔子的仁和礼，就要求人和社会充满友爱精神。以自己全部力量去兴天下之利（即公利）。坚决反对尔虞我诈，损公肥私，遇到一些小事，争吵不休，闹得社会不安宁。三、继承先祖孔子勤奋好学精神，开拓创新。目前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新产品、新品种，层出不穷。面对现实，要刻苦学习，钻研技术开拓前进，开发自己地区新产品，把孔老夫子遗给你们潜在智慧发扬光大，成为现实生产力。
　　我们研究孔子思想，提倡多元化，主张“兼容并蓄”，既学习马列主义，也学习孔子及儒学家学说。一不是搞复古，更不是搞倒退。二、绝不是提倡国粹主义，不认为古的一切都好。三、我们尊重马列主义，当然亦不赞成那种以百分百马列主义自居的人提出儒学死亡论。孔子学说也是真理不会死亡。四、提倡多元文化不搞一元主义，一元主义毁掉了人类精神文明中许多宝贵东西，历史记忆犹新。五、我们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来研究儒学，坚持批判地继承。我们认为真正马列主义者，应该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
　　谢谢大家！


（作者系 温岭市孔子学会副会长）


纪念历史文化巨人孔子
陈 武 韬


　　今年是我国古代文化巨人孔子诞生2550周年。温岭市孔子联谊会召开成立大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邀请国内知名的孔学专家、学者、教授前来讲学，这标志着我市的孔学研讨工作、联谊工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孔裔族人的一片敬祖爱祖之心，使我很受教益，很受感动。我祝愿大会圆满成功！
　　孔子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缔造者。是他第一个系统地研究、整理、编写了古代的文化典籍，使《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籍得以保存和流传（其中《乐经》后来失传了）；是他首创私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促使文化下移，使普通平民也有受教育的机会；是他毕其一生研究做人治国之道，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的理论、原则、方针和方法；他勇于实践，不怕艰难困苦，坚韧不拔地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奔走呼号，奋斗不懈。他，不仅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家。
　　孔子的思想学说博大精深，它包括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美学、艺术、医学、养生等方方面面，并且在这些领域都有他独到的见解。毋庸讳言，孔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旧中国，他的思想学说难免要打上他那个时代的烙印，存在着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东西，但就其思想体系的整体来说，其精髓是积极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不受时空的限制，影响着千秋万代。孔子思想学说的精髓哺育着世世代代华夏儿女，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历史上哪一个伟大人物没有受过儒家思想学说的熏陶？从董仲舒、司马迁到张衡、王充、马融、郑玄；从韩愈、柳宗元到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从范仲淹、朱程陆王，到文天祥、史可法、顾亭林、黄宗羲，乃至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万世不斩。给我们留下了多么丰富何等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后代子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有待于我们加以开发、整理和利用。然而，在最近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上，竟然有人公然宣称“儒学已经死亡”，“已经被逐出了现实的历史过程”，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确也曾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批孔倒孔运动，最著名的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文革”时期的“批孔”运动。这几次大规模的批孔倒孔运动，都发生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是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斗争，借用孔子的名号以击倒对手，是一种斗争策略，革命派可以利用他，反革命派也可利用他，与孔子本身的思想学说可以说毫不相干。尽管如此，但在历次批孔倒孔运动中，确实有不少儒家人物、儒学大师却因此而做了“替罪羊”，受到牵连，遭到迫害，种有的甚至丢掉性命，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是历史的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但愿这种悲剧不要重演。事实上，孔子及其思想学说虽历经浩劫，但并没有真正被批倒过，恰恰相反，雨过天晴，更显郁郁葱葱。孔祥楷同志说得好：“乱世批孔，治世尊孔”这几乎成了一条历史规律。20世纪的世界格局是由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逐步趋向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孔子思想学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有些地方在重建孔庙，有些学校还开设了儒学课；国际性的儒学组织或研讨活动，蓬勃开展，方兴未艾，儒学已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标志。1988年在一次世界性的学术会议上，曾有人提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到2500年前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美国前总统里根也说：“孔子高贵的行谊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但影响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由此可见，孔子的思想学说，不仅没有“死亡”，没有“被逐出现实”，而且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放射出永恒的光芒，成为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凡我炎黄子孙莫不为拥有这样一个世界文化巨人而感到自豪，尤其是孔门后裔更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先祖而感到无上光荣。
　　然而奇怪的是，时至今天，在我国某些学术研究领域里，竟有人口出狂言不分青红皂白把儒家传统斥之为“封建余毒”，并把它列入被“肃清”的对象。他们以极“左”的面孔出现，把自己打扮成反传统的英雄，遗憾的是他们数典忘祖，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漆黑一团，妄想一棍子把它打死，竟忘记了自己是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对于这些人，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俗话说偏见比无知更愚蠢，更何况偏见加无知！他们自命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敢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ABC都不懂。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与历史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拿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吧，它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里冒出来的，更不是马克思头脑里固有的，而是马克思研究总结了康德、黑格尔乃至孟德思鸠、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等前辈哲人的成果而创造出来的。离开了这些历史传统，马克思主义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吗？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排斥优良的传统文化，从某种程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优良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发挥其改造世界的伟大的作用，这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活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邓小平同志也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指导我们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逐步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邓小平理论。所以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活的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可以断言：马克思主义如果离开了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环境，必将会重蹈历史上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覆辙。王明路线、李立三路线给我们的教训还少吗！因此，当前我们在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时要防止两种偏向：一是来自“左”的干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以马克思主义来排斥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民族传统文化，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二是来自右的干扰，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借口抵制马克思主义，使那些封建迷信、落后反动的糟粕沉渣泛起，干扰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指导下，有批判地吸收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这对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世界上一切先进有用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习，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捧着“金饭碗”去向人乞讨。我们有我们民族的尊严，有我们民族的自豪，这就是中国人的骨气！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既要反对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又要反对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记得列宁曾经说过：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他还说：只有用全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我要奉劝这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哲学大师”们，放下你们的臭架子，放弃偏见，老老实实地读几本我们老祖宗的书吧，到那时你就会发现许多马克思讲的道理，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已讲过了，只有多了解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你才会发现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纪念这位享誉世界的文化巨人，深感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继承发扬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有用的东西，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也希望在座的孔门后裔要把一片敬祖爱祖之心转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动力，努力学习，牢记祖训，弘扬祖德，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人人争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排头兵。我相信：通过我们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孔子的伟大思想一定能够发扬光大，孔子预言的“大同世界”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系 温岭市中高级教师）


孔子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及其世界意义
朱方褒


　　当今世界上充满了危机，最大的危机就是道德危机，它是一切危机的根源。和物质文明相比，精神文明大大滞后。这导致强国侵略弱国，富国剥削穷国，不合理的等级制度扩大，腐败现象加剧，经济危机频频发生，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整个世界处在不安定中。我们党中央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举的方针，就是根据这情况作出的正确的长远决策。因此，孔子和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对我们来说，比起在二十五个世纪多的历程中的每个朝代，都更该受到尊重。
　　欧洲的许多有识之士，曾呼吁以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杭亭顿指出，新世纪人类三大主要文明，为西方基督教文明，东亚儒家文明，还有回教文明。西方启蒙思想家伏尔秦说：“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五体投地，但至少可以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为世界上前所未见最好的，而且是唯一建立于父权宗法之上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古代封建专制者将这话歪曲为“君要臣死，不得不死； 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孔子本意是将君臣(民) 组织关系建立在父子的爱与和谐的宗法基础之上，并与之相一致。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兹也极希望能请中国人来帮助欧洲提高道德：“因为我相信，如果任用哲人担任栽判，不是裁判女神的美，而是裁判人民的善，他一定会把金苹果奖与中国人。”这里所说的“善”，就是孔子和儒家的伦理道德。欧洲现代学者庞德说：“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必须保持两方面的平衡：一是全盘接受新法律以适应形势，另一方面是维持过去的法律传统。中国具有被接受为伦理习俗的传统的道德哲学体系，这种道德哲学体系可能转化为一种据以调整关系和影响行为的公认的理想。这一点可能是一个有利因素。”这里所指出的也即是孔子的“礼”的学说。
　　孔子和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在中国古代的思想领域内，一直占着系统治地位。汉代董仲舒说：“道者，所以适于政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殁，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教化不立而万方不正。”“教化立而奸邪皆正，教化废而奸邪并出。”(《春秋繁露》)春秋战国时期数百年中，礼崩乐坏，诸侯纷争，社会秩序打乱，所以孔子呼吁“礼失，求诸野”。希望在民众中建立起一套新的社会秩序。他提出一整套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观点，当时虽难实行，但到汉代开始，他的学说基本上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它维护国家统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逐步形成一套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皇帝制度、科举制度、文人当政、宗法制度、德法兼重、法主德辅，相互配合，相互支撑。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和谐，深入民心。
　　文化传统，特别是孔子和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传统，决不是沉重的“精神重负”。它是具体生动地流淌在每个人体内的生命气息，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和历史发展而再生产，而增殖。这是永远挖掘不尽的文化资源。尽管自觉和不自觉，自愿和不自愿，我们都会受到孔子传统精神的召唤。如汉唐时代，中华民族豪气凌云，有自尊自信自强、豪放、刚健的崇高精神，那就是孔子的“自强不息”的学说的具体化，表现为强悍、进取、开拓、以及崇高力量和气势的生命意识，人们内心有开朗、乐观、豪迈性格，还表现为走在世界前列的科学发展，真正令人神往的艺术。即使在明代，朝廷腐败、暴戾，皇帝用廷杖、诏狱、流徙对士大夫百般施虐，但士大夫还是遵奉儒家之教，往往在伦理道德上对皇权表示否决。他们遵奉孔子的“立言、立身、立德”之教，言谏、纠弹、清议乃至党争不绝。如嘉靖时之争“大礼”，万历时之争“国本”，一争一二十年，不肯妥协，使皇帝的意志不能贯彻落实。这的确是有孔孟那种仁人志士慷慨赴义的精神教养：以道德挟天子，以节操令天下。到了清代以下，儒家学说在封建政治重压下渐近式微，但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出世，要求改革，与清廷抗争一番。
　　现代，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国来，儒学靠边站，有时打倒在地，传统文化失去了主心骨，社会也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新的和谐，因而道德危机加剧。在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之后，认为西方的一切是好的，对过去的物质贫困和政治灾难记忆犹新的人们，现在都信奉“拜物教”，及时抓紧物质享受和实利主义，其至不择手段去损人利己。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加以梳理一番：西方文明的进取、开拓、理性、法制、科学、人权、民主、自由是其所长，提倡斗争、个人至上、金钱崇拜、倚强欺弱、以武力压人、轻视人的情性是其所短。东方文明，重人文礼仪、仁义道德、和谐、群体义务、天人一体，是其所长。文体是多元的，各有其产生原因。各种文化是平等的，各有所长，也自有它应各尽分之极限，各有所蔽，不能勉强。文化的长短深浅大小不同，有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可互相容，可互相通。这就是孔子所指出的“和而不同”的办法，也是《易》中所说的“保合太和，利贞”的意思。明代，意大利的利马窦和一批传教士到中国来，把欧洲的科学，如历算、天文、几何学等等带到中国来，把中国的《论语》、《老子》、《孟子》等书翻译过去。这促进了东方和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发展。这就是绝好的例子。所以我们可以取各种文化所长，补其所短。全盘照搬西方文化是不可取的，但也不要全盘排斥。
在今天，有必要将孔子和儒家学说的精华加以发扬光大。
　　儒家将孔子的学说用四个字概括：“博、大、精、深”。
　　“博”：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伦理道德、哲学、科学、思想、教育、文学等等，)无所不包。
　　“大”：儒家提出中华文化的三生命：①大寿命：《中庸》指出的“大德者必寿”；《左传》指出的　　“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②大使命：事功建立。③大义命：曾子说的“任重而道远”。　　这三者也就是朱熹说的孔子学说是“继天立极”。
　　“精”：对各个领域内基本问题作出精辟的不朽的解答，成为“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已治人之方。”(朱熹语)
　　“深”：所穷究者极其大，所造达者极其精微。
　　孔子和儒家学说的精华，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儒家将做人的道德看作是“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定生民之柱石。”
　　孔子和儒家学说在伦理道德领域内提出了哪些重大的意见呢？


一、修身是治国平天下之本
　　孔子认为要达到治国平天下，实现世界“大同”，必须从修身做起。《大学》：“大学之道，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即需要新生命发展。“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为什么把修身作为本呢？个体必须依群体，群体必以健全个体人格为美。群体亦是另一种形式的个体。所以《论语·宪向》说：“修己以安百姓”。《易》说：“天与大同人，君子以族类辨物。”“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都是群已统一的意思。儒家强调的“内圣外王”、“克己复礼”，就是通过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以实现王道之治的目的。人无修养，“人极”(人道的极至)不立，就不能成为人。伦理即是群己关系，道德即是修身。“是故君子先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大学》)伦理道德是将政治与人格连接起来。西方把政治降为肮脏的争夺权力的理论，而孔子赋与政治以人文精神。

二、修身的途径
　　什么是修身的途径呢？
　　１、理想教育：孔子提出“大同”理想，就是要人们去树立一个伟大的理想，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一己之志。蔡元培就这样说过：“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孔子是把济世界和以民为本作为儒学核心。
　　２、“格物致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己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大学》程颢注释)所以“格物”为知本。
　　３、重道德教化：“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为政者光用刑、法来治理百姓，百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用德、礼进行教化，才可使百姓向善。所以，为政者要把未来行为的准则引进到教育中来。所以诚意、正心、修身为立本。
　　４、“为政以德。譬如北斗，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为政者首先要正，有德，清白，使百姓从着走，归向他。
　　５、“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勿畔(背于道)矣夫。”(《雍也》)为应万物万事万变，就得有非常坚实的基础。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明善、向善。
　　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要不断向上追求，向新向善追求，毫不懈怠，以克服保守、守成思想。
　　７、“自强不息”(《易》)：万物之灵的人，应法天行健以自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皆从个体人格开出。《易》所说的“龙德”，即是个体人格开创，象龙之翻云覆雨，变化莫测，以成就个体人格创造力的伟大，以自由强健之个体，融入生命之群体。
　　８、不断“自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９、“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这是指为学的次序。


三、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关涉到当代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它可以看作是一个在人与神(超越世界)、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之身心以及人与自然之间有着矛盾与危机的时代。孔子和儒家提出了宗教(信仰)、哲学与科学三大基本文化层面的关系，提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解答方式。
　　１、树立理想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说：“上帝死了！”孔子也有这类观念。“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人类总不能根本抛弃信仰，根本抛弃终极关怀，以至无所适从。所以孔子以人的道德理性之光，去为天地宇宙、万事万物的存在赋予意义。本心仁体亦是天地宇宙之本体。人还不仅满足于道德自我完善和思想的自我创造，而且提出了人类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从中肯定人类自己的存在价值，肯定人类的尊严。这样，就把宗教(信仰)、哲学与科学三者统摄于“万古长青”之仁心。孔子还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为了实现人类的远大理想，要有“死而后已”的精神。


　　２、摆正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爱国主义)
　　孔子和儒家的要求是“内圣外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圣；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目的是外王。《易》：“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要国家富强，就要求自己成为大有为之士。
　　怎样才算是“圣”呢？《雍也》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 而能济众，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宪问》：“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是属于“圣”之道。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夺也。”这是付出生命为万民服务。这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


　　３、摆正人与他人的关系。(仁爱精神)
　　①“仁”：《易》：“体仁足以长人。”《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把“仁”作为人格中最主要的。仁包括义、礼、孝、谦、忠、恕、爱、信、智、勇、温、良、恭、敬、俭、让、宽、敏、惠、诚等德性。
　　②“爱”：“泛爱众而亲仁。”(《学而》)亦即是西方的“博爱。”
　　③“礼”：《尧曰》：“不知礼，无以立”。孔子把礼作为社会秩序，也是个人行为的准则。《泰伯》：“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孔子特别重视“克己复礼。”礼是天理的节文，人必须战胜私欲，归于天理。
　　④礼让：《里仁》：“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礼让为国，如礼何！”对国对民，必须有礼让。
　　⑤信义：孔子把信义作为言行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孟子·滕文公上》指出的五伦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把信义作为五伦所不可缺的。“信”是诚实、信用；“义”是公正。
　　⑥“忠恕”： 《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待人能尽已之力；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际道德之根本。
　　⑦“诚”：《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就是“择善”，就是道德的自我完善。
　　⑧“孝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敬父母，敬爱长兄，作为仁之根本。
　　⑨“中和”：“允执厥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喜怒哀乐无所偏倚，无所乖戾，称为中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尚义,所以有“不同”,小人尚利,所以有“不和”。《易》指出“君子四德”：元、亨、利、贞。“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体现了“和合”与“和义”。均衡合和是君子之德。“中和”的内涵是：格物、致知、止于至善、明明德、正心、诚意、修身。
　　⑩平等待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指立足点的平等。是以仁义忠信待人，不要以俗世功利待人，要尽每个人的本分。《万国咸宁》(《易》)，即须尊敬每个群体，一律平等，一律安宁。《礼记·大同篇》所指的，即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力。核心是万物一体，人我平等。
　　⑾义重于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重义，小人重利。《老子》也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财孰多？得与亡(失)孰病？甚爱(吝啬)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腐败可以被用来建立政治支持和维护权力，但它最终是自我毁灭性的。
　　⑿“尊五美，屏四恶”：《尧曰》：“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４、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儒家的重要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归宿处，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本乎天，人之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生有喜怒哀乐之容，春夏秋冬之类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有由天者矣。”这是天人相与之论。天是指精神、心灵、灵魂、神明，天德亦是人的真性，是人不可穷竭的真源。人要化在自然之中，上达天德，这是激励人生如何进德修业。道德授之于天，得宇宙之真谛，通至高天上的权威，感悟千古之德性。“天人合一”是中国优美的入世文化。《老子》的看法也一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对我们今天研究宇宙理论，以及人体科学、哲学等都有很大价值。
　　人类由于贪婪，在二十世纪，在征服、统治、剥削自然界方面走上了极端，自然界有随时被毁灭的危险，最终导至人类自身的毁灭，因此，恢复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就显得特别重要。

　　５、个体修养(浩然之气)
　　《易》认为：个体，是太极乾坤所生，是统合精神形象以为基本，个体与群体，即周易所指两大生命的核心，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个体最为重要。个体人格的精气神，健寿仙，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都从个体人格开出。“龙德”，个体人格开创象龙之翻云覆雨，变化莫测，以成就个体人格创造力的伟大。人的个体又以道胜，“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表现为德与业。
　　①明人禽之别：《易》说个体人格的基本是“各正性命”。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微子》)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都要求人与禽兽区别开来。禽兽与人，这是本能与德性之间的区别。人性的沦丧是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如何从暴力、战争盛行，弱肉强食的世界向和平文明的世界过渡，必须使人类更有人性，必须使人性超脱于兽性。
　　②自由：“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易》)每个人能自己作主负责，性命自由，要远伸、大养到彻天彻地，保合太和，有自由创新能力。这是有真正深刻意义的自由：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也就是生命最充分地存在其中的价值世界，每个人均须努力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这是独立自主精神。
　　③正义：“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易》)危难之际先见义。“首出庶物”( 《易》)
人要有卓越的尊严，超越万物。
④体仁：《易》：“体仁足以长人。”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勿利(自利)”也，禅而不传,圣之感也,利天下而弗利也, 仁之至也。”仁、义、圣与大同禅让理想结合起来，即通过民主而达大同。
　　⑤刚毅雄健:《易》：“强哉矫”、“神武”、“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意志的独立，人格的尊严，社会责任心，不屈不挠的精神。亦即是孟子的“浩然之气。”《易》：“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聪明即耳聪目明；睿知即内在深沉之智慧；神武，即强健体魄；不杀，即仁义。这四者合为圣力，消除邪恶。《易》：“乐天知命故不忧。”有了刚健本体，流行不息，就超脱世路荣枯与险阻，所以无忧。刚健清净之德，是天德，是人的生机，不屈不挠，不可穷竭。这是自强不息精神。
　　⑥“文质彬彬”：文与质相补。《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⑦“知”：知识。“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易》说的“人而神”，指人具有知明直觉的。
　　⑧“良知’：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王阳明说: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
是内蕴了道德本体与宇宙本体到当归一的奥理。良心是德的源泉，而且是安身立命的依归，亦是天地宇宙的本体。科学精神、哲学精神与宗教精神，终于被收摄于本心。
　　⑨“知本”：程颢对《大学》中“知本”的解释：“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这也就是“自知之明”。故《老子》说：“知人者知也。自知，明也。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强也。知足者，富也。强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亡)，寿也。”
　　⑩《易》还指出个体人格生命内涵：“创新”：自由创新能力；“真实”：真实的实体；“优美”：创造优美之感；“忧患”：忧患之生命；“灵气”：可培养特殊的灵秀之气；“圣洁”：孟子“养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充塞天地。”，还有“奇气”、“不朽”、“悠然”等。


四、“赞天地之化育”。
　　精神美，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精神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易》），参与创造世界的活动。这也是改革进取精神，科学精神。
　　新儒学家牟宗三认为，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人有智的直觉早已获得“实践的证立”。因为在儒家心性之学中,“成就个人道德创造的本心仁体,总是连带着宇宙生化而为一的。”
　　按照儒家的智慧精神，人必然是“人而神”，《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仰以观于天，俯于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可见儒学是注重“格物”，“智视万物”。老子思想亦从《易》而出,阴阳变化, 就是本着《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万物”。《易》说明了，人为万物之灵，灵则神，神则灵，神则奇。个体之人有灵而神奇，由个体人而组成合和之群体自亦是灵而神。道德根基为信仰，有终极价值的承担，有对自然奥秘的敬畏、探索，有对人类理性限度的戒惕，有超现实的民族关怀和人类关怀。
　　面对当代世界许多严峻问题，世界人们提出了许多对策和方法，但是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治本的办法是从道德入手，改善人性。如果每个人的作为都符合道德规范，那人与人，人与自然许多矛盾便自然化解，前途才会光明。道德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智慧。
　　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西方科学的基础和古代的发明》一书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提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因为中国具有“究天人之际”以及“万物莫不有时”（阴阳）的充满求实精神和探索精神的辩证思维，从而创造了古代中国辉煌的科学技术。爱因斯坦的看法，不也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与当今世界的关系作了新的解释么！
　　在孔子诞辰2250周年之际，中国推出了人类有史以来首部黄金版《论语》，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得到永久珍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金丽寿10月7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常务会议厅接受中国新华出版社赠送黄金版《论语》时说：“这本书非常了不起，是现代高科技与传统经典的完美结合，确实是一件艺术珍品和杰出的文化珍品！金版《论语》的问世，表明中国人非常看重自已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保存。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保持这种态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代表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儒家文化的评价吧！

(作者系 温岭师范离休教师)

孔子仁学的思维模式：仁本礼用
吴 光

　　孔子生活的鲁国，是周公旦后人的封地，受周文化影响最深，礼乐制度也最完备。他就是在周文化熏陶下成长的知识分子，既熟悉周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又熟读各种文化典籍，自有一份对周制周礼和先圣先王(如文王、武王、周公)崇尚敬仰的深厚感情，而在思想上则以继承西周文化遗产为己任，所以他表白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以下只注篇名)、“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是不足为怪的，这正是孔子文化继承精神的自然流露。
　　但在现实层面，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的社会动乱时期，当时的周王室日渐衰微，而诸侯大夫却日益强大，周初建立的封国制度和礼乐制度受到严重的破坏而趋于瓦解，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局面。在这局面下，以臣弑君、以下犯上的潜礼越位事件层出不穷，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的人伦颠倒、道德堕落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孔子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正是在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下，为救治社会弊端、矫正人伦关系、确立道德理想而四处奔走，讲学游说，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从而创立了一套改革社会、指导人生的哲学理论。
　　从其文化继承精神而言，孔子所继承的是西周的“以德配天”思想和礼教。孔子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摆脱殷周天命观的宗教意识，而是承认天命并且主张敬畏天命的。他提出“君子三畏”，第一项就是“畏天命”（《季氏》），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并认为道之行废都是由超越人力的“天命”决定的（《宪问》）。但他不只是要人们去敬畏天命，更重要的是要人们力求去认识它、把握它，即所谓“知天命”。他说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为政》），认为不知天命的人就当不了“君子”（《尧曰》），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怎样才算是“知天命”呢？孔子引述尧教训舜的话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曰》）这段话，最典型地反映了孔子主张在修德、尽人事中把握天命，说明孔子继承了周人“以德配天”的思想而将天命进一步下贯于人事之中。它也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动力之所在。
　　孔子对于西周礼制和礼教是很重视的。从政治的层面说，他确实以恢复周礼为主要目标，“克已复礼为仁”中的“复礼”，当然是指恢复周礼，而“复礼”的主要内容。便是确定君臣、父子以及治国者（君）与被统治者（民）之间的伦理关系，即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认为统治者只要以礼乐教化人民，人民就自然会服从其统治，即所谓“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为政》）。从人生的层面说，孔子以“礼”为德目之一，要求人们“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认为子孙行事不违礼，才算是孝，而“孝”的内容便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如此等等，都说明了孔子对周礼及礼教的重视。后世儒家有关礼治、礼教和纲常名教的种种理论，不能不说是从孔子思想继承发展而来的。

（二）
孔子固然是殷周文化的继承者，但他对于人类思想文化的贡献，主要不在于他对殷周天命观和礼教的文化继承这一面，而在于他的文化改革和哲学创新这一面。这种改革和创新精神之最根本、最重要的表现，乃在于孔子仁学的提出及其理论的系统化。孔子的“仁学”以人为中心，关心生命的根本意义，强调道德的权威、人格的完善、家庭与社会的伦理秩序以及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其核心观念是“仁本礼用”之学。其思维方式和实践程式是“内圣外王”、“推己及人”而后及于社会。确切一点说，孔子的仁学是“仁本礼用”之学。
“仁”是孔子仁学中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仁”的内涵极其丰富，有亲亲、孝悌等立基于血缘亲情的家庭道德情感，如同孔子所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有立足于人性之善而产生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及“博施备物”（《礼记·祭义》）之类的社会道德情感，也有反映“仁”之特性的“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等具体的做人道德原则。
“仁”的外延则为义。“义”的本义是合宜，指合乎“仁”的行为。孔子已经从道德涵义上提出了“义”的概念，如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论语·述而》），但还讨论得并不多。至孟子提出“四端”之心，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之后，“义”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中乃成为独立的德性原则之一。正如《中庸》所谓“义者，宜也”、《孟子》所谓“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那样的解释，“义”实质上是“仁”的扩充与外延，是介乎“仁”与“礼”之间的道德原则。故《礼记》又有“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记》的说法。
孔子仁学中的“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原则。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礼”是内在仁心、善性的外在表现。所以孔子要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并且主张“克已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而且，“礼”作为一种道德，本身还具有“敬”、“让”、“忠”、“信”等多重道德含义，这些含义，实际上无非是内在仁心的外在表现。由此可见，在孔子仁学中，“仁”与“礼”虽然同为德性原则，但相互之间却存在一个表里、体用的关系，即“仁本礼用”的关系。
“礼”在孔子等儒家理论体系中，其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伦理原则呈现的。儒家经典《礼记》中对“礼”的性质、功能及其与道德仁义、政治人事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与说明。这些记载表明：第一，“礼”既是“定亲疏、决嫌疑”的人伦准则，又是“别同异、明是非”的理性准则，它既规范着社会上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人群（如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师生）的等级秩序，又成为人们在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活动中各种社会行为的标准与制度（参见《礼记·曲礼上》篇），“礼”的根本性质是伦理规范与秩序制度；第二，“礼”是成为内在道德情感的外在性规范。儒家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忠信，礼之本也”（《礼记·礼器》）、“乐动于内，礼动于外”、“乐极和，礼极顺”（《礼记·乐记》）云云，正说明礼仪制度与道德情感的关系是一种表里和谐、体用一致的关系；第三，“礼”作为伦理规范，对每个社会成员都提出了道德要求，例如，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见《孟子·滕文公上》）等等，并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必须遵守这些道德准则，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人格完满、家庭和谐、社会安定。第四，孔子等儒家所讲的“礼”，是与时推移、因时制宜的。如《礼记·礼器》篇记孔子所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时为大，顺次之”，《中庸》篇记孔子曰“君子而时中”等等。可见，儒家所讲的“礼”，虽然具有很广泛的社会功能，但主要是用以确立等级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外在性的规范和制度，而且，“礼”是不断发展更新、与时俱进的。
孔子固然重视礼教，主张“复礼”，但他是把“仁”看作比“礼”具有更高、更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的。《论语·八佾》记载说：“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对于“礼之本”的这一回答，就把作为外在规定的“礼”导向了人们内在具有的道德情感，而这种内在的道德情感便是“仁”，所以在“林放问礼之本”的前面一句话，就是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的道理。而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中的“复礼”，乃是以“克己”即个人的道德修养为前提的。所以，在这句话之后，孔子紧接着就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这也是把内在的道德涵养放在比外在礼制更高的层次上，说明了“礼之本在仁”的道理。总之，在孔子等儒家学说中，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表里体用关系，仁为体，礼为用，是“仁本礼用”之学。
以往不少反儒者甚至是尊儒者，往往将孔子和儒家的“仁”与“礼”混为一谈，把仁与礼一概看作是伦理观念，从而片面地把孔学称为“礼学”，或归结为“伦理本位主义”，这是严重的观念混淆，是由于没有弄清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之间的表里体用关系的缘故。

（三）
孔子从当时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政治现实中，深切感受到维系道德仁心的重要，并且认识到“礼之本在仁”的道理，所以，他发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感叹，并在回答林放问“礼之本”时感叹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这样，就把作为外在规范的“礼”导向了人们内在具有的道德情感方面，而这种内在道德情感便是“亲亲这仁”。他在回答鲁哀公问政时，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仁、义、礼的本末关系，指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极），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可见，在孔子思想逻辑中，政治的中心在人，治道的根本在树立道德之仁，仁道源于亲情，而以尊贤为宜，而礼制的规范则以道德为依据。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又指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复礼”以克己自修为前提，“克己”则以符合礼义规范为归宿，内修自省与外在规范的统一便是仁，而仁的确立则取决于人自身的道德自觉。孔子的这些重要思想，实质上是奠定了“仁本礼用”为特征的儒家“仁学”，（即人学）的基本思想模式。在这个思想模式中，“仁”是源于人情（亲亲、爱人）的道德自觉。并且是主导建立人伦秩序（礼义）的内在根据，从而也就确立了道德的主体性地位。
在“仁本礼用”思维模式的规范下，孔子与后儒的道德修养理论，除了个别大儒（如荀子）走的是“由外及内”即所谓“道德他律”的途径外，一般者坚持“由内及外，内外统一”的修养模式，即首先重视的是克己修身，然后推己及人，而及于社会政治的修养路线。其一贯之道，则是以道德这“仁”为体，以伦理之“礼”为用，以“内圣外王”为实践的目标，从而构建了道德、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
孔子“仁本礼用”思想的历史意义，乃在于肯定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肯定了道德理想的追求在人类生活、人类社会中的意义价值、功能和作用，并且沟通了道德（仁、信、孝、悌）与人情（亲亲、爱人）、伦理（礼义）以及社会政治的关系，从而奠定了中国哲学的人学──儒家道德人文主义的理基础。这也标志着中国古圣先哲的理性思维，基本上摆脱了外在超越的宗教意识（殷周天命观）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一点，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而且在人类理性思维史上，都是具有革命意义的。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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